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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运用
张民锋(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渭南，714000)［摘要］比较分析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并证实新的认识的重要途径。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对相近或相异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进行差异比较、同异比较、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可以体现各自鲜明个性，加深学生的感知体验，使认识达到质的飞跃，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比较分析
比较分析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并证实新的认识的重要途径。它是以分析综合为前提，通过分析综合，确定事物间的差异性和共同点，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达到对事物完整的、本质的、甚至是新的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历时跨度长，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学特色，有着重要复杂的文学现象和规律，而且各个时期不同的文学现象、流派、作家、作品、语言也存在着相互影响、转变和融合，这就使得学好古代文学殊非易事。
因此，有必要在教学过程中广泛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突出民族文学特色，探寻文学发展规律，把握文学发展线索，体现各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鲜明个性，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加深学生的感知体验，实现认识的飞跃，有效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效果。
一、在比较中凸显民族文学的特色我国文学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它和西方文学在体认方式、情感表达、审美观照、语言文体、民族精神等方面都有着不同。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如果适当注意这些方面的差异，适时进行横向比较，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而且可以突出民族文学的特色。例如，在进行神话内容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神话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童年时代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那种先民们深处恶劣环境，却能正视现实灾难，并通过锲而不舍的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的神话，同叙写宇宙之王宙斯挑逗、引诱、施法使牧羊女伊娥就范，并引起其妻赫拉醋意、妒恨的古希腊神话《天神之恋》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神话不同于神也偷情、争斗、嫉妒的人性化程度很高的带有享乐精神的希腊神话，它体现了民族深重的忧患意识。我们也可以将给人间带来灾害，而将希望藏起来的潘多拉盒子的希腊神话，及给人间带来火种的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却承受宙斯铁链捆绑苍鹰啄肝的希腊神话，同栉风沐雨公而忘私以民为先的大禹治水神话，及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拯济天下的女娲神话相比，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神话还具有明显的厚生爱民意识。此外，通过希腊神话《尼俄柏的悲剧》、《俄狄浦斯传奇》同中国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刑天与帝争神神话比较，还会发现希腊神话在表现人对命运的态度上有着强烈的宗教体验，而中国神话却体现了强烈的反抗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1］同样，中国古代神话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文学内蕴的走向。又如，在进行《诗经》教学中，我们发现《诗经》虽有少量的叙事诗，但总体来说是一部抒情诗集。通过和西方早期大量涌现叙事诗事实相比，我们认为中国在两千五百年前产生了数量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更显示出自身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基本上是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广阔道路发展，抒情诗成为民族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在比较中探寻文学发展的规律相异的文学现象比较可以突出各自的特性;而相近相似的文学现象比较则既有利于寻找它们的同中之异，又有利于探寻它们的共同特质，从而达到既区分各自的差异，又可以把握它们共同发展的规律。例如《诗经》中的诗篇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创作的民歌，汉乐府也是劳动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创作的民歌，它们都具有朴素清新的风格，生活活泼的内容，和谐自然的语言，都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一面镜子，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以四言诗为主的《诗经》以抒情诗为主，而以五言和杂言为主的汉乐府以叙事诗为主;在《诗经》中，可以读到大量两情相悦的爱情诗篇，而随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在汉乐府中却很少读到;《诗经》情感表达总体特征是有所抑制而趋于平和含蕴，汉乐府却表现出激烈和直露的感情。在进一步的探寻中，我们还发现，二者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后世曲、词等先俗后雅，然后确立它们的主导地位，从而得出这样一条规律:从民间汲取营养，向民间文学学习，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又如，对汉赋的梳理比较，我们看到，汉赋的发展经历了形成、兴盛、衰微三个阶段，与之相应流行的赋体是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汉初的赋从楚辞脱胎而来，所以叫骚体赋，它以主观抒情为主。而此后汉代流行的赋是大赋，它以客观描写为主，成为专事铺叙的宫廷用韵散文；
如果说这种赋在司马相如时代还不无意义的话，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后世模拟之作则往往流为粉饰太平、为帝王歌功颂德，大赋已失去了反映现实的作用。抒情小赋则是东汉时期出现的一种篇幅短小、文词清丽的赋;它的出现，标志着铺张扬厉的大赋的解体，赋的创作再度回到它抒发个人感情的起点。从赋这种文体发展的情况比较来看，我们不仅能了解不同赋体的特征，而且也会得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如果一种文体丧失了反映现实的能力和作用的话，那么它自身将走向衰弱或消亡。西汉后期最大的赋家杨雄起初模拟司马相如的大赋，曾不断作赋以讽，后来感到赋讽谏的作用实在微弱无力，遂不再作，就是明证。
三、在比较中勾勒文学发展的线索纵向比较有利于把握同一事物不同时期的发展面貌和变化过程，从而勾勒出清晰的发展线索。例如，在进行先秦诸子散文教学中，每一阶段代表作品的形式都不尽相同，春秋战国之交的《论语》、《墨子》的文章多为语录体或简短的议论文;战国中期的《孟子》、《庄子》的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的论辩文与专题议论文;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的文章多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议论文。
通过比较，从宏观上就勾勒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发展脉络。又如，在学习中唐新乐府时，将新乐府同汉乐府及曹操杜甫等人关乎时事的乐府创作情况比较，就会发现新乐府运动形成的线索，即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变而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经元结、顾况等人一脉相承，到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有意识写作。
［2］
再如，在进行中国古代小说教学中，我们可以从语体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勾勒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轮廓，即中国古代小说分文言文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魏晋南北朝小说“初具规模”，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的成熟形态是唐传奇，到蒲松龄《聊斋志异》才展示出文言小说能达到的高度;中国白话小说的成熟形态是宋元话本，到明清两代则达到了古典白话小说的高峰。
四、在比较中彰显作家、作品的艺术个性古代文学名家辈出，佳作荟萃，如果教学中拥有比较意识，时常进行多角度的比较，更能见出各自的艺术个性。
如高适、岑参同为盛唐边塞诗人，二人均以七言歌行见长，都因时代精神的影响在内容上有反映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风格都有悲壮的一面。但由于二人经历和个性的不同，高适边塞诗缺少岑参丰富多彩的边塞生活描写，岑参缺乏高适边塞诗那种对士卒的深切同情;高适边塞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岑参的边塞诗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富有浪漫主义气息;同有悲壮诗风，高适在悲壮中显深沉，浑朴质实，岑参在悲壮之外又有雄放，峻峭瑰奇。又如王维山水诗歌在题材上、语言精工刻画方面都承继谢灵运，但在意境的浑融完整上，谢诗却不及;孟浩然虽承继陶渊明田园诗，但未能像陶渊明与农人过从谈心、诗酒流连，反映农村的劳动生活，更缺乏那种“戴月荷锄归”的自身劳动感受和陶诗中追求理想的激情。清人沈德潜谈到陶渊明影响时说:“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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