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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观学说中的实践哲学意义-兼论佛学现代化论文
本文讨论天台佛学的止观学说中，思想与实践的独特关系。止观学说与主客体认识论不同，它有一个不起思量分别的实际精神过程。作者从语音分析、时间观等角度，探讨了“止观”、“实相”、“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等佛学思想的内涵。
一
思的实践性是当代哲学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话题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日益意识到现代思想中实践性的丢失。在现代的意义上，一般将实践性归之于“行”，而以“思”为“行”的某种前提、指南或准备性阶段。这种思行分离的情况深深地植根在整个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传统之中。该传统所造成的心与物，本质与现象的绝对分离，已经彻底地渗透到了人类的整个语言、文化甚至行为之中。当思与行分离时，思维总是在现存事物之外或之上暂时性地与某种“真理”取得联系，而不是真正处在与实践的关系之中。这就是思的实践性的丢失。人们可以问道：如果思维运动自身不具备实践性，如果运思的方式和方向总是指向现存事物背后的虚无，那么思想与实践的关系怎样产生、怎样作用呢？
当亚里士多德使用实践一词时，该词与一般的“行为”、“行动”等词的区别是明显的。亚里士多德将伦理学和政治学称为“实践的科学”。这里十分重要的是，实践是属于人的，对人具有内在性。其中思的实践性表现在，唯有理性和智慧可以使人知道胆怯和鲁莽都不是勇敢，但勇敢却不是通过知道何谓勇敢来达到的，它只能通过实践，比如说士兵通过作战才能达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与在外界目的、规范和途径限制下的行为或行动有区别，实践的内涵，很像中国古人描述的那种当看见婴儿掉到井里就不假思索地纵身去拉住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思与行无法分离成两个在时空中相互独立的阶段。这种与行合而为一的思，古人称之为恻隐之心，表现了实践的自由和舒展。但思定而后动的思，却总是使人产生倦怠、焦虑和烦恼。现代哲学注意到，语言中实践一词逐渐变为行动、行为、活动的同义词的过程，正是实践性丧失的过程。从叔本华、尼采到萨特、海德格尔，都表现了想重新将心灵导向自由实践的努力。然而，在根深蒂固的视觉中心、逻各斯中心和二元论的传统中，这样的努力却未免有点像想用内力来改变系统的运动状态，诸家学说，要么是构造了一幅浪漫的理想图景，要么是通过否定式分析而指向虚无，思想终于没有达到与自为的行动合一，即没有达到它的实践性。
二
在现代思维中，人们很容易将天台佛学中的“止观”二字先作某种分离，即将“止”解释为与静修等活动有关的“实践”，而将“观”解释为与思维有关的智慧和洞察。分离之后，所谓二者的统一、圆融从何谈起呢？它们在何地、以何形式、统一为何物呢？这样的问题即使勉强有了答案，这答案中缺少的也不仅仅是一幅图像，而是缺少一个实际的精神过程，因为这个精神过程正好不同于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做解释的过程。
从表面上看，止、观二字似各有所指，如僧肇所言：“系心于缘谓之止，分列深达谓之观。”(1)我们试作一点具体的分析，来说明二者在实践上的统一性。
以语言为例，现代西方哲学大多承认，思维之脱离实践、哲学之走向空洞和迷乱，实际上都与语言有关。很多概念和句子，在人们搞哲学时，脱离了它的一般用法，被用于构造现象之外或之上的“本质”、“原因”等等。这种活动并不单单是语言活动，它将思维带离了生命和生活的统一体，而构造了一个冲突、晦涩、迷乱的超越世界。然后人们又用这种概念和思想来反观生命与自然，也就处处看到了冲突和迷乱的“现象”。而且人们有时有一种顽固的因果倒置的习惯，即认为是对象将它自身的冲突表现给我们，而非我们的思维制造了冲突。这就是佛学中所说的“惑”或“三惑”。人类的这种处境是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解开的疙瘩。后现代主义致力于消除本质，但在实践上仍一无所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文化中的“现象”已经是被构造了的现象，即使你努力抛开本质得到的仍是虚无和迷乱。
关于语言问题，止观学说中有着极具特色的实践方式。智ｙ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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