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认知方式—政治现象描述与政治精神省察
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讲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 :在历时性层面 ,人 ,自他诞生之日起 ,就着手架构和修饰使人类合作地生活的社会政治大厦。并且在社会的进程中 ,不断地修葺和完善 ,使这座大厦更合理与健全。换言之 ,人类生活自始就是政治生活。在共时性层面 ,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 ,总是区分为富有针对性的政治结构 :相应于人们的精神生活 ,人们总在大脑中构想着“政治应当如何”的理想政治 ;对比于人们的组织化社会生活 ,人类则总在致力建立一套更健全、更可行的社会政治制度规范 ,以吻合于人类的行为的重复性的日常性规矩。换言之 ,人类生活其实就是政治生活。但是 ,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并不是一瞥即是的透明体。天生政治动物——人 ,在行动中是自主的政治主体 ,然而 ,人要以自己的政治行为作为认知对象 ,却难做到举重若轻。合理的认知方法成为合理的解析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而合理方法的构成 ,至少有以下三个环节 :一是准确地描述政治现象 ,二是勾画政治的基本结构 ,三是历史地审视民族国家的政治特质。
一、复杂的政治事象
描述政治现象 ,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困难的事情。简单在 ,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历史地环绕在我们身边。政治史借助于可以传布的政治思想 ,借助于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成功叙述 ,借助于民间传布的政治趣闻轶事 ,可以为我们仿佛置身其中地感受到。同时 ,现实政治总在叩击我们的心扉 ,影响我们的行为取向。我们从对他人的同情、对集体的认同、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义务的认取等等方面 ,觉察和省悟政治之手对我们的抚慰或拒斥。当今世界 ,每一个人都在因政治遭际而喜怒哀乐爱恶。有趣的是 ,越为我们感知和熟悉的事情 ,常常越为我们所不了解。西谚云“熟知非真知”,中土谓“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社会政治生活内在地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每个行为主体都活生生地在历史的特定时空中活动。粗线条地看 ,似乎一目了然 ;仔细地想 ,确实难明究竟。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史写了又写 ,著作浩若烟海 ,使人还要重探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分析当下政治生活的文献 ,汗牛充栋 ,但人们却仍然去深思根源。
政治事象太复杂 ,常使人如坠云里雾中。比如 ,政治事象中为人们最感兴趣的活动主体——政治人物 ,以其对历史的卓越贡献和影响 ,对当时的广泛作用 ,上升为政治领袖的那部分人 ,就为我们所难以定评。拿重建中国大一统政治最力的秦始皇来说 ,以统一中国之功奉之者有之 ,而以专制之弊斥之者更不在少数。同时 ,作为政治人物的始皇帝与作为个体人格的始皇帝 ,是一致的 ,还是分离的 ,也令人难以断定。人所见到的杰出政治人物 ,总是一个侧面而已。至于普通而平常的一般政治生活个体——平民 ,其活动早已被历史大浪洗淘 ,并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多少印痕。政治人物 ,又总是以政治事件为自己活动的载体。把我们观察政治的视野转换到政治事件上来 ,复杂性就更易为我们感知。因为 ,构成一件政治史实 ,牵扯的政治人物更多 ,涉及的权力利益因素更多 ,行为过程中具有的变数也更多、行为的动机与效果关系更微妙。就算是聪明睿智的天才 ,也不敢自信自己能够清断政治是非。所以 ,就连系统记录中国汉以前历史的史学大师司马迁 ,自陈为学理想时 ,以“究天人之际”切入 ,以“通古今之变”裁史 ,落笔却谨慎地讲 ,目的只在“成一家之言”。这种困难可以描述为 :身在政治事件发生之中的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脱出真实历史、真实情景的人 ,又克服不了“真的历史”与“写的历史”的巨大差距。因此 ,政治史常常成为记录不完整的史实编纂竞争史。比如在中国 ,政治争端蜂起的春秋时代 ,常有贤臣杀暴君的政治事件发生。姑且不说当事人如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起而弑君。就拿后人的观察 ,争辨中有人指出以臣弑君 ,违逆了君臣天理 ,应当毫不留情地谴责来讲 ,就增加了认知政治事实的道德难度。而辩护者以为为君不仁 ,臣下起而诛杀 ,确实可以大书特书 ,可以为其确当性欢呼跳跃 ,却又增加了我们在政治行为抉择时的服从与抗拒的犹疑。何况 ,一部历史日日发生着某一政治事件 ,对生而有涯的个人来讲 ,岂不象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 ?如果要追问政治大事件是否具有关联性 ,是否具有精神一贯性、传统相沿性 ,恐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