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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与产业分工的关系论文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服务经济研究的适用性分析
服务业是实现分工的重要保障,经济要素的流通靠服务业实现,信息、情报、技术等服务业对于分工的协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AllenYoung的《递增报酬和经济进步》发展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是一种“网络效应”.在分工网络中,经济因为分工而产生整体的递增报酬,服务流通网络与市场的规模相互决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为服务经济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分工、专业化、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基本概念可以为经济现象特别是服务经济现象给出新的解释.服务经济是分工与专业化的产物,也是分工的过程体现.在经济实现的过程中,大量的服务经济是作为交易费用的形态出现的,服务经济对交易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内生和外生成本的概念可以用来很好分析服务经济本身的效率.
二、服务经济、分工与专业化
服务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服务最深刻的根源在各类劳动的独立化和社会化,也就是生产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程度越高,与此相应的服务业的发展越快.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水平提高,组织管理水平同时也大大提高,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自我服务转化为社会服务.服务业发展与分工演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斯密定理指出,市场的范围决定分工的程度.服务业的核心部门流通服务业如商业、金融、交通、信息、物流等,都是通过建立市场网络来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将分割的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联接起来,服务业的发展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了市场的范围与深度,也决定了市场分工的水平.此外,服务业功能性部门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如咨询、技术支持等行业,作为高效的中间投入为生产服务的同时,更加速了信息传导,强化了各类资源的整合能力,大大减少了社会分工试错过程的盲目性,间接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
三、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
一些研究者将服务经济简单地等同于“发达经济阶段”、“后工业化社会”、“丰裕社会”.事实上,“服务经济”虽然在表面数字结构上有其突出的特征,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原有的工业经济增长路径的逐渐改变,并随之不断延伸拓展、以及从中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特征.
1.工业经济阶段工业经济是指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工业因大量使用机器而在短时期内实现了非常迅速的规模扩张,工业与其他产业在结构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服务业的主要部分是流通服务和基本功能服务.工业主要带动的是诸如交通运输网络、商业和金融之类的经济网络型服务活动的增长,因为它们是工业生产供应和需求之间的桥梁和网络;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一些消费型服务的增长,这类服务业的增长因素更多地来自于收入在较短时期内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工业财富膨胀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加强和反哺机制还并不特别显着,工业生产中服务活动的中间投入地位也还没有那么突出,工业或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发展迅速,大大超过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方面快速扩张,但产值贡献增长远落后于就业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于工业部门.
2.服务经济阶段服务经济是指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因物质生产及其实现所需流动性带来的非物质交易与活动超过物质生产活动自身的经济形态.随着市场的不断进化、深化,社会分工的链条不断加长,一些原本不能交易(即交易费用大于自给自足费用)的人类活动被市场卷入,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部分;信息、物流、金融、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不断成长,提高经济效率,成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流通服务业占据服务经济的主导地位,引领服务业总体水平迅猛增长.传统服务活动因注入新的时代特征(如网络技术、物流技术、营销方式等)在形态上得到改进.服务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市场经济必须有大量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从事包括融资、销售、定价、广告、评级、筛选、质量保证、保险等在内的看似无用,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业务,来确保产品的生产、交易得以完成.随着市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产品需求更加多样化或精细化,服务行业的形式、机构、人力、物力资源等都得到迅速的增加.
3.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在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反哺机制日益加强.由于服务业自身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服务业中的某些行业的产值比重增长速度要高于制造经济时期,社会整体生产效率较之于制造经济时期也有大幅的提高.乔根森从实证的角度比较了1947—1985年间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发现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幅度都比较高,甚至在总体上不比制造业低.在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工业比重日益下降的同时,工业物质财富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支撑地位和能力仍继续存在.黄少军对22个OECD国家和57个其他国家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即使在服务经济阶段,服务业仍不是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工业始终都扮演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在经济结构变动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方面,只有工业比重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的比重变化影响并不显着.但从ThijstenR的实证中又可以看到,美国1980年代到1990年代间制造业生产力的恢复与这个时期服务外包所促成的服务经济飞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说明流通性服务业和知识资本集中的功能性服务业对工业经济的增长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制造业较长期的强劲增长表现与产业结构表现中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并不冲突,这也是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精髓之一,即服务业通过自身的增长和结构的放大,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变革,帮助比重下降的工业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物质财富,反过来支持这种高服务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态.服务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化过程.
四、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的网络效应
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容量的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经济体系对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贸易具有了更丰富的含义,金融资本市场、原材料市场、中间市场等新型服务业逐渐壮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进一步增强,人类活动的冲击力更大,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多,协调机制也远比过去更为复杂精巧.服务业的范畴已从最初的商业贸易、公共服务、个人消费性服务深入到生产的内部环节中.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了流通性服务的效率不仅在于其自身,更在于其作为中间投入所发挥的微观积极作用和宏观经济影响,它有助于促进产业集聚、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经济)效率(efficiency)……越来越取决于在不同生产活动之间建立起来的互相联系,而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生产率状况.”这一现象被杨小凯称为“分工经济的网络效应”.物质生产对经济发展的有形作用与服务业无形作用之间的关系,可以借用老子在《道德经》第11章的描述来表示:有形的辐条汇集到一根毂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作用.老子的这段话表明,服务业是“无”,农业工业是“有”,“有”是“无”的寄托,“无”是“有”的媒介,“有”和“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完整有效的经济体系.Riddle通过构造一个“经济部门相互作用模型”向我们描绘了服务在分工经济中的独特作用:服务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具体而言,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有3个重要作用:一是加速流动,实现市场扩张.“贸易、金融在某种程度上讲在集中固定的生产和分散变动的需求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明显地加强了.”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限制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极大减少资源对生产制约的同时,将分散市场与集中的生产联结起来的商业和金融业变得格外重要.二是提高交易效率,提升经济体系效能,促进了工业的效率.“国家生产系统的越来越复杂导致中央政府监督和调节作用的加强”,同时,“政府对劳力消费需求(警察、卫生、公共保健、教育及其他)大大增加”.三是增加经济体系的弹性,实现经济平滑调整.市场的透明性加强,信息传导更迅速,避免了盲目生产;生产链条加长,生产消费过程更具有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最终需求也会增加.
五、结论
服务经济具有加速要素流动、丰富市场网络、提高交易效率、增加市场弹性等重要作用.如果说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是经济森林中的树木,那么服务业就是树与树之间的空气、树梢之间彼此纠缠的枝叶、附生的藤蔓、树根之间流动的水滴.新古典主义思想可以静态分析森林中的树木,但对于其他东西却无能为力.以新兴古典经济学为基础,运用“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网络”等分析工具,才能更贴近服务经济的动态及无形性特征.在制度学层面,服务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活动可交易性的加深,意味着市场规则的趋同与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由于服务经济规则变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市场博弈,与我国“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服务业管制的放松与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流动性,可能对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带来更深层次的冲击,迫使其由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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