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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演进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主流化倾向
一、引言自从赫希曼(Hirschman,1981)提出“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了”这个颇具争议性的命题以来，拉尔(Lal,1983)、克鲁格曼(Krugman,1995)等在西方经济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学者也先后撰文支持“发展经济学衰亡”论。虽然与此同时刘易斯(Lewis,1984)、达特(Dutt,1992)、陈宗胜(1996)及谭崇台(2001)等人进行了反驳，并对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趋势持乐观态度，但是，作为经济学一个独立分支的发展经济学，其影响持续减弱（一直到今天），却是不争的事实。赫希曼曾经以发展中经济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否互益以及单一经济学是否具有普适性为标准，将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区别开来，并以后者的攻击为条件来解释发展经济学的衰落。赫氏的理论逻辑，被达特指责为从错误的定义出发，得出了发展经济学衰落的错误结论。问题是，当我们试图以主流经济学对发展中经济认识不断深化的事实为条件来解释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和繁荣时，是否正在重复类似的逻辑错误？实际上，把过多注意力放在应付主流经济学的诘难上，已经妨碍了人们对处于困境中的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趋势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一些更具一般性的理论命题被明显忽略了。
在坚持“只要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经济学就有必要存在”的基本前提假定下，发展经济学的辩护者至今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1)发展经济学为何在“塑造经济发展方面一直不是很成功”(Lewis,1984)；以及(2)为何近二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内，新的、原创性的重大理论基本没有出现？既然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经济所做的事的(Balasubramanyam,1991)，若长期以来在塑造成功的经济发展上无所建树，那么它存在的客观基础又是什么呢？尽管人们观察到近二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内重大的理论分歧、主义之争已不多见，但仅凭在个别发展中国家及其相应的微观经济领域内研究取得进展的事实，就断定发展经济学开始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多少有些勉强。从长远看，如果个别国别知识与普遍知识之间联系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林毅夫，1999），就无从理解以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的内涵。由于不愿或不能对上述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作出正面回应，使得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承认犯了过分强调政府作用的错误，认为重新确定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是一个革命性进步；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认为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政府干预至少在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在某种意义上，发展经济学正慢慢向修修补补的实用主义经济学靠拢。
作为一门拥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概念范畴和一般分析方法（石川兹，1992）。前者涉及发展经济学的性质（内涵），后者则是指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试图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过程和未来趋势。
二、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假设与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不时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斯密所谓的“富裕的自然增进”。其一是要说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二是借此证明发展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突发性学科，它与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在Lewis看来，“经济发展理论是从1650年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期间大约一个半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注：LEWIS,W.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theory[A].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C].Elservier Science Publishes,1988,Voll,27-38.）顺理成章地，与古典经济学相联系的发展经历，就成了现代经济发展。谭崇台最近(2001)的一项研究，着重分析了西方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思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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