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另一面

全球化的另一面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狂飙式推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和亮点的同时，如影随形的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全球化”运动的浪潮。我们有必要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一全球化中的逆动现象。如同全球化的研究一样，考察“反全球化”也是把握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一、“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全球化进程即拉开了帷幕。如果说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而引发西方殖民者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趋势，到一战的爆发宣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终结之日为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那么，随着社会主义一举从科学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由此进入了有社会主义在其中运动着的新一轮“全球化”。不过，事实上从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止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所谓“全球化”只能说是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还远不是覆盖全球、囊括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全球化”。此后，随着一个有着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结束了被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决定打开国门以后，所谓“全球化”才在制度层面上开始凸显其意义。然而，此时的“全球化”仍不能说是完全的，因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因而消费潜力巨大的前苏联东欧地区还处在“世界市场”之外。因而应该说，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成为一种在制度上、地域上都比较完全的世界现象，还是在后冷战时期。随着苏联、东欧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改弦易辙，西方跨国公司在短暂的彷徨以后，出于“经济人”固有的“理性”，开始抓住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急需转型的时机，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一巨大的新兴市场，从而刺激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拉动了新一轮的“全球化”。与这一过程相伴随，世界经济呈现出飞跃性的发展。

　　然而，当新一轮的“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赢得人们的肯定性评价时，1994年1月1日，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的那一天，那个无数人眼中的又一个“格瓦拉”，率领萨帕蒂斯塔向墨西哥军发动进攻，誓死捍卫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权利，由此吹响了“反全球化”的号角。此后，从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到2000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从2000年9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年会到2001年7月的意大利热那亚8国峰会，会场外到处都是情绪激昂的反西方全球化的抗议人群。

　　无论是萨帕蒂斯塔运动，还是热那亚抗议示威运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为了“反全球化”而走到了一起。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是，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不乏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那样的反全球化斗士，但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政府大都处于观望之中。现在的“反全球化”参与者主要来自全球化的发源地欧美，[1]这既耐人寻味，又发人深省。

　　　　二、“反全球化”运动兴起之缘由

　　如果说在热那亚8国峰会以前，在西方政要眼里的“反全球化”示威者还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话，那么，当一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热那亚8国峰会的会场外被枪杀身亡后，人们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这种抗议的深刻动因。正如法国总统指出的：“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触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里来游行示威的。无论对错，肯定存在某种焦虑、某种困难。对此，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2]

　　现实地看，“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3]这很典型地说明了“反全球化”运动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全球化种种负面效应的集中回应。

　　——全球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诚然，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自由、更有效地流动和配置，客观上有助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人们都能平等地从全球化中受益，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在“反全球化”者看来，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向世界，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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