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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形成与简介
增长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多少代经济学家为之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致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Lucas(1988)曾风趣地指出："一旦你开始考虑它们，就很难再考虑其它事情了。"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200余年的历史。但Barro和Sala-I-Martin(1991)的研究显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些研究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 这一事实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率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的经济增长含义，显然是矛盾的。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认识到模型的这一缺陷，并以假定外生的技术进步来弥补，但其增长模型并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现实。
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将Ramsey(1928)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提供了内生决定的储蓄率。这一扩展允许更丰富的转型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同时保持条件趋同的假设。然而，储蓄率内生化并没有消除长期人均产出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
他们和Uzawa(1965)的研究完善了Ramsey经济增长模型，完成了基本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但由于缺乏与实际经济的联系，在70年代早期，即理性预期革命和石油危机的前夕，增长理论已不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家集中于短期波动的研究，主要贡献包括理性预期与商业周期模型相结合，改善政策评价的方法以及将全面均衡分析(CGE)应用于实际商业循环理论。
经过近20年沉寂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人均收入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的巨大差别。收益递增、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技术扩散、干中学和外部性的论题成为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许多国家关于经济增长的大量统计数据的可获性，使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相互促进、不断更新、充满活力，吸引了不同领域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
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著作为开端，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一阶段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阶段。这些研究的动力是，认识到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最近的贡献的特征为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Romer(1086)，Lucas(1988)和Rebelo(1991)的研究，是建立在Arrow(1962), Sheshinski(1967)和Uzawa(1965)的研究工作基础上，他们仍没有真正地引入技术转变的理论。将研究和开发(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结合进增长理论框架开始于Romer (1987,1990)。Aghion & Howitt(1992)以及Grossman & Helpman(1991)也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这种活动由事后的某种形式的垄断力量予以补偿。如果经济社会能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那么增长率就能在长期中保持正值。然而，由于与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创造相关的扭曲的存在，增长率和大量发明活动的结果将不会是Pareto最优的。新的研究还包括技术扩散模型、对发明的分析与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进步率相联系，对扩散的研究则涉及技术跟随型经济模仿这些技术进步的方式。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另一个重要的外生参数是人口增长率。而新经济增长理论最近研究成果(Becker & Barro, 1988; Becker, Murphy & Tamura, 1990)就是通过将生育选择分析结合进新古典模型，从而使人口增长内生化。其研究结果与大部分国家的经验结果相一致。其它的模型还涉及考虑移民和劳动－休闲选择的增长模型中使劳动供给内生化。
战后，由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现象，所以又发展出一套与微观经济学相互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6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厂商出现、交易费用的意义和产权的意义，又发展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博弈论开始进入主流学派，它被广泛用来研究内生交易费用。
为了重新科学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不少经济学家进行了不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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