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当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时间:2023-05-06 16:42:59 教育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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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当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摘要】民国初年是中国社会政治局势动荡,政权频繁交替并立的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促成了我国新闻教育的产生。在民初的新闻教育中,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新闻教育实践中提出的新闻教育思想,促进了当时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以后的新闻教育也有启示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民初新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结合当前我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探讨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如今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民国初年;新闻教育思想;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改革;启示

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当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民国初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保障言论自由条款的法令,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鄂州临时约法》等。这些法令的颁布为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新闻业在其保护下,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报界的黄金时代”。1912年4月以后,中国相继经历袁世凯统治和南北军阀执政时期,政治形势混乱。社会变革时期,社会大众需要及时了解包括各党派政治斗争的各类信息,政治新闻的采写受到报社的重视。党派也需要报纸对民众进行符合其利益的舆论引导,这都促使了新闻记者采写能力的提高,因此,一批名记者适时脱颖而出,新闻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闻学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我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导师由徐宝璜、邵飘萍担任。徐宝璜作为新闻学研究会创办者之一,第一个在大学里讲授新闻学课程,自撰了中国人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成为民初新闻学界的泰斗。[1]邵飘萍到研究会演讲时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采访活动的经验,讲授新闻学基本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他们作为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新闻理想的名记者,他们的新闻教育实践活动,成就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促进了新闻教育事业在我国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高等新闻教育奠基时期,以上海和北京为主要基地,全国许多高校都开始筹办或建立新闻学系科,1925年前后,戈公振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的报学系或新闻学系,讲授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他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从1927年出版至今,一直是大学新闻系的主要教学用书之一。与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学》、邵飘萍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共同开创了我国新闻学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

  作为中国较早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为新闻教育的酝酿、诞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由新闻教育实践产生的新闻教育思想,是我国新闻教育思想的发端,这些思想无论在当时,或者应用于当今,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这里,我们以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为文本,探析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关于民国初年新闻教育思想的要点

  (一)新闻学教育开展的必要性。徐宝璜和邵飘萍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的拓荒者,都认为新闻业与社会、政治和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我国的新闻业较西方的新闻业简陋,而新闻事业的发展却离不开新闻人才的培养。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协助蔡元培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促进了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诞生,为以后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宝璜在《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中写道:“在教育普及之国,其国民无分男女老少,平时有不看书者,几无不看新闻纸者,言论行动,多受其影响。至对其记载者,多所怀疑,对其议论,为肯盲信者,固不乏人;然其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实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亦为公论之事实。自各国民权发达以来,国内大事,多视舆论为转移,而舆论又隐为新闻纸所操纵,如是新闻纸之势力,益不可侮矣。美国各著名大学,近均设立新闻学专科,传输相当之知识,养成相当之人才,即因有见于斯学之非常重要也。”[2]故他认为,报纸所刊登的报道对教育民众和引导社会舆论具有重要作用,开设新闻学科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新闻人才,使新闻事业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邵飘萍倡导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邵飘萍提到:“新闻与社会及政治关系之重要,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以之列为一种学科加以研究者,犹属近代之事,其尚未完全脱离幼稚之境域,殆可谓当然者也。若夫我国,则新闻之业,简陋特甚。因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上诸事之设备,有互相为用之势。”

  对于开展新闻学的必要性,戈公振也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教育思想。1925年在《新闻学撮要》中,戈公振认为记者的职业,并不是特别天生的。当然理论知识要实地去补充,但是大学教育能补充实地知识,也不可不注意,所以记者的大学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戈公振还从记者的社会责任这一角度论述了大学新闻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倘使我们把报纸只作为一个商业团体利益的代表,或是一个宗教团体利益的代表,那么记者只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识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见就够了,大学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们认为报纸是于群众有贡献,那么在大学教育内养成有综括的知识而无偏见的记者,方可以尽这种责任。”[3]

  (二)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的重要性。邵飘萍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提到:“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专门,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则庶几乎可与世界名记者相伯仲矣。”[4]其认为新闻从业者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本身,就必须了解国情,学习新闻学之外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打破当时外国对中国的新闻垄断,满足民众对国际新闻的需求,需要新闻记者掌握一两门外语能够胜任国际采访,以便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公众服务。

  (三)新闻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戈公振提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都是超前的。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提出,新闻学应该成为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因为报纸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文化现象,每个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都应该懂得报纸的性质、作用以及读报方法。“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故报纸之知识,乃国民所应具。”1929年,戈公振在“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观点照耀下,发出了“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切国民必修科”的倡议,号召将新闻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变专业教育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从而使广大国民对于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5]

  (四)强调“学”与“术”的结合。新闻属于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开展新闻学教育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位新闻教育工作者提出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时,都指出理论要联系实践。

  邵飘萍讲课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清晰的头脑和警觉的耳目网罗世间事物的变化。

  徐宝璜新闻教育思想的提出,不能脱离他一直强调的一个前提,即理论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徐宝璜认为在新闻学教育的过程中,应将新闻知识运用到新闻实践中去。他在《中国报纸之将来》的主题演讲中曾提到:“殷切希望会员投身报界,为社会提供各种正确详细的消息。”这句话中包含了徐宝璜启示新闻学习者投身实践的勉励之心。1919年《新闻学》正式出版,为了这本新闻学著作更加具有实用性和教育性,徐宝璜曾四次易稿修改。他用自己的新闻教育实践,启示我们新闻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戈公振也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戈公振归纳当时世界上的新闻教育模式为:美国式、德国式和英国式。在对西方新闻教育批判的基础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本土模式,即“理论加实践”。长期活跃在报界第一线的戈公振懂得,新闻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行业,学问与经验,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新闻专业的学生,已经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须要经过实践的锤炼,才能最终成为可用的新闻人才。[6]

  (五)重视新闻道德和记者素质的培养。戈公振强调记者的责任,他认为:“记者之职责至重,而社会之希望于记者亦甚高。抑尤有进者,报业职业也;一论、一评、一纪事,须对读者负责任,非有素养者,曷足以语此。”他认为能够在报馆工作,在报纸上撰写文章的人,不仅要掌握采编技巧,更要拥有良好的个人素养和道德修养。“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报业人才,则报馆不如学校,学问与经验,两不宜偏废也。”他强调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品性,主张记者接受大学的教育。[7]

  二、目前我国新闻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难以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新闻学作为应用型学科,“能上手”是考核新闻从业者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目前我国新闻教育的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均套用纯文科的体系。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单一的讲授,新闻理论教学一直占据着新闻教育的主要领地,实践性内容也采用理论的教导形式。[8]一些新闻教育单位虽与新闻媒体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但学生却因实习时间较短、实际操作的机会太少等因素而无法得到真正的锻炼。学生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后,就会感到实际与自己所学知识的不一致,面对工作无从下手,进而产生了是否有必要学习理论的质疑。

  (二)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对外传播技能。新闻工作是面向全社会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新闻工作者既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成为“杂家”,同时还必须具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新闻教育院校在课程安排上只设立专业课程,学生只能肤浅地了解其他知识,加之有些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差,使得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能满足受众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在从事新闻专题报道时感到力不从心。[9]如今的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也要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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