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解构

时间:2022-11-08 08:57:48 永恒 教育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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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师说》解构

  在平凡的学习生活中,大家都背过文言文吧?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汉语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五四”运动以前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你知道的经典文言文都有哪些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韩愈《师说》解构,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忌平淡,所以叙述总要讲究妙趣横生,波澜起伏。古人有“韩潮欧澜”的提法,正说明韩愈与欧阳修的文章是极讲究笔法的。我们看有时即便更动词语的次序也会达到非常的效果。前人说到韩愈,有“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柳州罗池庙迎享送神歌辞》)的仿例——它打乱了我们的阅读习惯,造成了时序的错位而形成了一种心理的波澜,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愉悦。韩愈不愧为文章高手,他恣肆的文笔总要显示他的独特性,一旦他找寻到的结构既符合行文需要又能合乎自然的律动与人们心中的节奏,便会在双方的审美心理上产生共鸣效应。这种结构有时更带隐蔽性,它甚至不需要经过逻辑的过滤而直观地为人所接受,同样达到移人情性的效果。清代林云铭感读《师说》正是这样的:“其文错综变化,反复引证,似无段落可寻。一气读之,只觉意味无穷。”(《韩文起》卷一)

  但韩愈的《师说》历来解释纷繁,综其原因不外有二:或结构的不易把握,或文意的闪烁不定,就这篇文章来说,结构对于行文的理解可能带有更根本的意义。那么《师说》结构是怎样的呢?如果要充分地解构,我们不能不考虑以下问题:

  (一)“师者”与“学者”关系怎样?

  (二)“从师”与“耻师”关系如何?

  (三)“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关系如何?

  (四)“传道”“授业”“解惑”之间的关系如何?

  应当说这些关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就第一个问题,从矛盾的对立同一看,“师者”与“学者”有着矛盾冲突,表现在“授”与“受”的关系上。在矛盾双方的侧重上,行文显然焦点在“受”上,即在“解惑”“闻道”与“从师”上。在这一层面,“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对应的形式应当是“学者,所以闻道受业解惑也”。 “从师”与“耻师”也构成一对矛盾。其施事应当是“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它们的分野正如《古文观止》上所说“是否‘吾师道也’”。而这便成了“遗惑”与“解惑”的关纽。“闻道”则惑解,不“闻道”则惑遗。故而“闻道”与“解惑”也顺理构成一对矛盾。在“道—业—惑”这三者之中,“业”乃中介,而真正构成一对矛盾关系是“道”与“惑”;此二者相辅相成,说此及彼,此消彼长,又可相互转化。但《古文笔法百篇》不晓其要义,对“道”与“惑”之并提或单言不明所在:“只发明‘道’与‘惑’,或只单言‘道’,至篇末又以‘道’与‘业’言,又不言‘惑’,此变化错综处。”曾国藩显然也没有弄懂,他说:“‘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到好文,二者兼营,故我并言之。末幅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仍作双收。”(《求阙斋读书录》卷八)

  了悟如此,则我们对行文的思路就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以为就整体而言,《师说》的散文笔法是骈文的一个变体。在一个骈文已有几百年且仍处繁盛的时代,正如有人所指,倡导古文倒似乎是一种时髦。这种时髦虽远绍秦汉,但于时文的关系又怎么能割舍呢,而如果我们对骈文的写法有一定的认识的话。蒋伯潜、蒋祖怡在《骈文与散文》中引评骈文的写法时说:“把这一部分的工作(造句)做完,第二步就着手组成一篇文章。他(陈其年)也说出了三种办法:一把造成的句子,用自己的主见来融会贯通,使得这些句子和题中的本事合而为一,务使句子的意思非常明朗。二即就融会好了的句子,再加语助辞或呼唤字来化成浑然的联语,使得引用的古事和今意并行而不背。三把联语融成一段,由几段融为一篇,相互连串起来,使之有明确的语意而浑然不露出什么痕迹来,一篇好的骈文就此成功了。”(第二编第五章)那么反而推之,韩愈的这篇“散文”不就可看成对骈文的增删?现依照骈偶的对称

  拓展:

  作品简介

  《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803),因言关中旱灾,触怒权臣,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讨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以文为诗”,作诗力求新奇,且多议论。《全唐诗》存其诗十卷。有诗文合编《昌黎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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