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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宪政
[摘 要] 本文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前提假设做了一番检讨，指出宪政建设的必要性并非是确定无疑的，并提出了研究宪政问题的一种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百年宪政史的目的在于“富强”，进而提出目前中国宪政建设的急需是宪法的司法化。
[关键词] 宪政，前提预设，富强，宪法司法化
目前，有关中国宪政建设的讨论日益热烈，这不仅表现在相关论著与论文数量的增加上，也表现在其质量和档次的提高。但是，理论的繁荣并不等于实践的昌盛。学者们对于西方宪政制度的精密研究产生了许多的成果，而这些成果为实践所吸收的状况则令人遗憾。又或许这种状况有其必然性，因为西方宪政是扎根于西方自身文化传统的的一种现象，是其自然发展演进的结果，而并不是那个或那些先知先贤预先的理性建构。这里凸显了哈耶克所主张的“进化论理性主义”与其所批判的“建构论唯理主义”之间的矛盾。哈耶克认为两种理论传统的矛盾在于“一为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另一为思辩的及唯理主义的自由理论传统。前者立基于对自生自发发展的但却未被完全理解的各种传统和制度所做的解释，而后者则旨在建构一种乌托邦。”[1]宪政就其本身而言只是实践的事业，要让由此抽象而产生的理论对一向来无此方面传统的国家产生实践上（而不是仅仅是智识上的）影响，并将其移植对一国制度建设上产生符合预期的影响或许本就是强其所难。[2]使用了“或许”两字并不是为了作好随时撤退的准备，而只是想表明该种影响的复杂性，它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引入的理论与移植的制度因为水土不服而夭折，影响近乎于零，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第二，引入的理论与移植的制度如鱼得水，影响深远，所谓“瞎猫撞到死耗子”（无贬义）。第三，引入的理论与移植的制度形式上符合了所有“正统”要件，但却在丰富多彩的实践中为本土的“潜规则”所异化，其产生的影响有大有小。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3]对国外宪政理念与制度的移植所产生的影响在以上三种模式中更多的应归属于第三种情况。这个判断与西方意义上的宪政制度在中国的流变紧密相连，而这种流变也正隐喻了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在取法一异质文明时所经历的阵痛。现时，在这种流变的基础上对中国宪政作一番认真的检讨，避免不假思索的研究可能更为重要。本文分三部分，分别就中国宪政建设的前提假设、目的及其急需作了一番探讨。第一部分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前提假设作了分析，指出宪政建设的必要性并非如我们所下意识接受的那样确定无疑，进而提出了一种宪政研究可以采用的温和进路和适当怀疑主义态度。第二部分在这种研究态度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宪政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富强，这与西方宪政所追求限制权力和争取个人自由的价值是不一致的。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重点论证了建设中国宪政的急需是宪法的司法化。
一、
中国宪政建设的探讨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性预设：在中国实现宪政有其必要性。对于这似乎是不容质疑的，但为什么是不用质疑的呢？追根溯源[4]可以发现原因不外乎：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法律专家都这么认为。在现代这样一个“隔行如隔山”的年代，专家的确信似已成为知识的主要来源，人们如此的习以为常的相信以至于忘了（或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又或是没有兴趣）去思考这种知识的确定性，对这种“理智权威”的确信已成为人们智识的当然来源。很明显的例子如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个命题。它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亲眼观察到的事实，也不是可以用逻辑推理推出的事实（这不同于地球是圆的这一命题），它仅仅只是一个由专家们将各种材料很好的组织起来的理论，人们所受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通过各种途径（教师、课本、媒体、科普等）使人们相信了这一点。[5]在对待宪政的问题也一样，法律专家的权威性类似于一个传送带，将它们对宪政的确信传送给那些没有或不愿亲自证实的人们，并向其保证这些确信的可靠性，这种可靠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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