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遣送之后-东莞市调研报告

收容遣送之后-东莞市调研报告

　　2003年，由惨痛的孙志刚事件为引线，全国掀起了对实行20余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现实弊病的揭露和对其合法性的质疑，要求废除该制度的民意吁求不断高涨。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废止1982年5月发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通过了体现人文关怀的新型管理规范-《城市生活无着的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

　　然而，在多数民众对这一制度的变革和转型表示欢迎与赞赏的同时，舆论中又出现了怀疑的声音。这种怀疑声音的主要起因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在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后的两三个月内，一些城市的违法犯罪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社会治安面临严峻的挑战，部分市民深感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受到更多威胁。

　　其二，收容遣送制度废止之后，一些大型城市的流浪乞讨现象剧增，并且显示出以下状况：大量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在城市繁华地带，白天行乞，晚上露宿街头；乞讨人员向路人甚至正在开车驾驶的人强要硬讨；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或者自己行乞或者由成年人带领行乞；有组织的乞讨也逐渐凸显；等等。这些状况引起部分市民的不满和嫌恶，维护市容、卫生、交通、秩序甚至人身安全等的呼声也就随之而起。有些城市旋即出台划定“禁讨区”的规定。

　　其三，新型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以自愿接受救助为原则。但是，从实际运作的情况看，大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宁愿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方式，也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制度的价值，包括先前支持该制度的人所认为的人文关怀价值，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鉴于违法犯罪率的上升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在时间上恰成吻合，流浪乞讨现象剧增给城市治理又造成许多新的问题，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样发挥其救助作用，因而，有人对收容遣送制度如此迅捷的废止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那么，收容遣送制度废除的效应究竟如何？违法犯罪率的上升是否真地与该制度的废除有关？普通民众和公务人员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实效是怎样的？流浪乞讨带来的城市社会问题的真相如何？政府在管理上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九三学社东莞市委和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在东莞市政协的支持下，合作进行了一次为期3天（2004年6月7日－9日）的调研活动。

　　本次调研的主要方式是访谈。尽管调研时间和方式受到局限，对我们所欲了解的问题无法获得客观、准确的信息并进行有效的分析，但在与东莞市政府、市政协、法院、公安局、救助管理站等部门的公务人员访谈以后，我们对有关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

　　1、2003年6月－8月的违法犯罪率上升，确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必须全面地看待这一复杂的关联，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质疑收容遣送制度废除的理由。造成这种复杂关联的最根本原因是，收容遣送制度在废除之前，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外来人口管理和治安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这种作法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弊病）；而以救助为宗旨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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