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正义

爱与正义

　　――柏拉图，《国家篇》

　　当代哲学家Martha  Nussbaum在《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一书中曾经暗示，欲爱与正义是相对的。浪漫的欲爱，在道德上往往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对肉躯中蕴含的激情的迷恋，总是对特殊性的迷恋，经常有悖于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在书中，有篇文章是对詹姆斯小说的分析。在谈到詹姆斯笔下的女主人公时，Nussbaum指出，Maggie始终在学习如何去爱，对于纯洁的她来说，这是一项考验，仿佛是一次“坠落”。因为，爱，并不象她想得那样，完美无缺、纯洁无暇；恰恰相反，爱总是有缺陷的。当Maggie真正从一个女孩成为一个女人，在她的眼中，她自己变得破损、不完美、甚至有些不够安全。是的，不安全，欲爱总是意味着体验自身的脆弱性，爱总是面临着听命于非理智的激情摆布的“危险”，使人不再是自主的（Passion难道不是passive吗？）。正如《国家篇》中的苏格拉底告诉格老孔的，使人节制的是理性与法律，属于灵魂高贵的部分，而让他听命情感的则是低贱的部分。追求前者的是自由人，而尾随后者的，只会是奴隶。欲爱，不仅经常不能使我们幸福，而且很可能会使我们远离善，理性和法律不可或缺的基础。所以，这种被柏拉图抛弃，受到亚当。斯密怀疑的爱，与正义中蕴含的一般性、普遍性、形式性，权威支撑下的稳定色彩都背道而驰，不啻为尖锐对立的两极。但Nussbaum的抉择却是在爱这一边，如果我们记起Nussbaum在《善的脆弱性》（一本讨论古希腊哲学与戏剧的出色著作）的开篇曾引用品达有关“葡萄藤”的比喻，我们就会明白，在这位女哲学家的心目中，欲爱正是人这种脆弱的美的力量所在。人，唯其脆弱，才有力量，才有美，才有卓越（arete）。

　　可是，爱与正义真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吗？就象现代学者看待善与正义一样，即使不致针锋相对，至少也要泾渭分明。难道法律的女神果真只知用剑刺穿不义者的心，而自己却没有一颗真正的心？难道法律的女神，只是复仇的女神？

　　《安提戈涅》的开篇，对于作为城邦公共生活焦点的悲剧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基托提醒我们，舞台本可以站满几十个人，现在却空旷得近乎荒凉，只有两姐妹：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我们都知道，安提戈涅要告诉她的妹妹，她打算不顾国王的法令，掩埋她的兄弟，哪怕是要面对死亡的威胁。因为，她告诉我们，“我要躺在我爱的人身旁”。  这种爱的努力，“我要到力量耗尽时才住手”。

　　这一预言式的表白很快就应验了。当安提戈涅面对颁布法令的克瑞翁的时候，我们才多少明白，两姐妹之间的分歧，既不是放逐者与守望者的对立，更不是勇气与怯懦的对立，而是两种“法”的冲突，这部悲剧背后的推动力。克瑞翁指责安提戈涅掩埋了一个“本是回来破坏法律的人”  （T.Banks的英译本在所有这些地方都将克瑞翁的“法”译作了“权威”或“国家”）。

　　克瑞翁斥责道：“你胆敢违抗法令吗？”

　　“我敢，因为向我宣布这法令的不是宙斯，或是那统治冥界的神祗；我并不认为一个凡人的法令有这样的权力，能够取消上天的律法，这种律法尽管从未成文，但却永不失效。”

　　在克瑞翁看来，安提戈涅只不过在徒劳地诉诸宙斯，她心中系念的其实不过是氏族的血缘，而城邦必须压倒这种对氏族的效忠。正是在城邦（超越家的）和氏族（家的逻辑）之间，我们才能理解悲剧中一再提及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对立。所以我们会惊讶地看到，当地上的权威对安提戈涅不起作用时，克瑞翁的言语找到了新的力量。你埋葬了一个兄弟，是否就在背弃另一个被他杀死的兄弟，两个仇人之间永远无法和解，因为“好坏不可一视同仁”。然而安提戈涅的回答是“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喜欢跟着人爱”。克瑞翁的逻辑，城邦的逻辑，敌友的二元逻辑，在安提戈涅这里被一种爱的逻辑化解了。但这样的爱，尽管是神圣的，但却不是普遍的。这里的爱，面对的不是“普遍的人”，而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的，以“家”和后面赋予家的“法”以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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