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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评价论文
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指政府和其他供给主体向主要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和主要收入来源于种养业的职业农民提供的，用于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特别是生产中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公益性特征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吴春梅，200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研发和市场体系建设进行了大量的资金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依然存在，由此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本文对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分析
由于各种公共品量纲不一，对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规模的衡量，主要从财政支出来反映。在宽口径上，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可以从财政支农投入来衡量。国家财政在农业生产上的投入总量增长迅速，但是在财政总投入中的比重却下降了。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完成。由表1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在农业上的投入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增长数量十分可观。短短16年时间里，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就增加了8倍，绝对增长数达到2825.4亿元，接近于1990年全国的财政收入。但是，财政支农的大幅增加是建立在国家财政迅速增长的基础上的。农业支出在国家总财政中所占的比例却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1991年，这一比重高达10.26%，成为除1998年（近年来我国农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一年，国家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投入巨大）最高的年份。进入21世纪，这一比重长期低于8%的水平，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从窄口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可以从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入来表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量增长，但是在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较小且波动较大。1990-2006年的16年时间里，国家财政在农业基本建设上的投资呈较显著的上涨趋势。1990年不足70亿，到2006年达到504亿元，年均增长41%。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41.8亿元到“九五”时期的3143.2亿元，从表2可以看出，九五时期我国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实现了一个飞跃。根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可以得出：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年均增长幅度是高于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尽管如此，由于比重太小，仍无法改变农业公共投资总量不足的基本事实。
二、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产品结构分析
按照公共产品的性质分，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分为“软”生产性公共产品和“硬”生产性公共产品。“硬”生产性公共产品包括大江大河的开发治理，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农田改造，环境治理，农村水利灌溉系统，中低产田改造，小流域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田防护林，病虫害防治，农村道路建设，乡村电网建设等。“软”生产性公共产品包括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信息系统等。
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硬”件来看，1990年后反映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主要硬件指标均呈明显增长趋势，如下表3。国家财政在水利基建上的投入不断增加，16年来灌区增加531处，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增加679万公顷，水库建造2462座，除涝面积年均增长0.66%，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年均增长5.25%，治碱面积年均增长1.37%，堤防修建6万公里，农村发电量年均增长16%。节水灌溉面积从2000年的2035万公顷增加到2006年的2243万公顷，林业重点工程造林面积从2000年以来都在百万公顷以上，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率稳定在66%左右。中低产田改造从1988以来累计47091万亩。
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软”件来看，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十分不足。一是科技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太低。从政府科技投入占国内科技投入经费的比例来看，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占GDP3%的科技投入纳入占领世界科技前沿阵地的发展战略，而我国尽管科技投入年增长速度大于发达国家，但由于投入基数小，绝对值增长小，投入总额为美国的1/16，日本的1/7。2003年全国研发经费支出1520.1亿元，仅占国内GDP的1.3%；2004年，仅占国内GDP的1.4%。二是农业科技投入占科技投入的比重太低。发达国家注重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倾斜，保证农业科技的公共投资强度高于或与政府总科研投资强度持平，而同期我国农业科研公共（政府拨款）投资强度远远低于非农业部门，仅为总的科研投资强度的三分之一。在2003年1520.1亿元的全国研发经费支出中，农业科研经费为85亿元，仅占全国科技总投入的5.6%。三是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太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就高达1.5%-2.0%，同期我国仅占0.17%-0.19%，是世界上农业科研投资比重最低的，明显低于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1985-2003年，农业科研总投入13.55亿元增加到85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2-0.45%，年均增长率3.8%，与农业GDP占全国GDP的15%极不相称。而且，由于我国农业科研机构和管理部门层次多，使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投资经费，又因分散管理和中间环节流失而大大削弱了经费的使用价值。四是农业科研经费直接投入科研的比重太低。农业科研经费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事业费,一是科研费。目前这两方面都很短缺。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投资强度仅为30个低收入国家平均强度的2/3，为发达国家的1/5，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准。而农业科研单位的支出却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经费来源不稳定。我国人均科研经费2.3万元，而美国和韩国分别达到82万元和48万元。经费投入少，资助强度低，科研条件较差，已成为困扰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重“硬”轻“软”。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制约了农民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的有效表达；二是受我国政府官员政绩考察机制的影响。最终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供给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对上级要求考核防洪设施建设、农村电网建设、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产品设施项目，而不愿提供农业科技推广、信息系统等“软”公共产品，而“软”生产性公共产品正是农民最需要的，对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最为关键的一环。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资力度，促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加强农技推广，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开展农业科技下乡等，根据笔者对湖北省的调查，农民反应普遍较差。分析其主要原因，一是大多数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带有行政色彩，农民参与度较低；二是科技下乡活动开展不够深入，多停留在宣传层面，且农技人员数量有限，农民获得的实际技术指导较少。这种重“硬”轻“软”的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不仅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部结构失调，还导致供给成本高、增长无序的现象，阻碍了农业健康发展，并在无形之中加重了农民负担。
三、结论与讨论
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上来看，国家财政在农业上的投入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增长数量十分可观，绝对数的增长达到空前的规模，但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其增长速度赶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年均增长幅度高于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但由于比重太小，仍无法改变农业公共投资问题不足的基本事实。从产品的性质上来看，重“硬”轻“软”的是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从长期来看，国家财政应调整农业投入在整个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重，增加“软”公共产品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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