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庄公的鄙与不鄙论文

鲁庄公的鄙与不鄙论文

　　《曹刿论战》通过战前、战中、战后三个阶段中庄公的“鄙”来反衬曹刿的“谋”，正面展现曹刿的深思远虑及指挥才干。在这篇文章中主人公似乎是曹刿，鲁庄公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配角——思想缺乏深度，缺乏主见和魄力。甚至还显得有点儿傻乎乎的，唯一的可爱之处就只剩下不那么独断专行，在曹刿的指挥和带领下打了一个自己也弄不明白原因的大胜仗。

　　然而，我们却发现在古今中外的“肉食者”中，鲁庄公的“鄙”的表象下其实蕴含了“不鄙”，甚至是一种难能可贵。

　　首先，鲁庄公能接贤纳谏，有明主之风范。由国君是本国军队的最高任统帅，在战前决策中，庄公没有一意孤行，能接见一位“非肉食者”，并接受“非肉食者”的质询和建议，一起达成战略思想上的共识——取信于民。在作战过程中，“公与之乘”，共同指挥作战，虽然庄公有“将鼓”“将驰”的急噪冒进之意，但他能听取曹刿的意见，没有独断专行，直到战争胜利。战争胜利之后，鲁庄公询问胜利的原因，也显示出鲁庄公认真学习，不耻下问的优秀品质。与那些不懂装懂，装腔作势的统治者相比简直是圣贤之君。历史上不乏精通文武之道的明君，虽然鲁庄公算不上这样的君主，但他有上述之表现，也不失为一明智之君。

　　其次，鲁庄公也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之道理，不然鲁庄公为何要提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条建议？至于他所提出的“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这条建议也未尝不可，大军在开赴战场作战之际犒劳三军，以此来鼓舞斗志，在战争史上不乏其例。还有“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这条建议的提出也不可妄加指责其“鄙”，这只能反映那时候人们思想上的局限性。古人在出兵作战之前为坛而盟、敬神祭天、择时而动的行为已传承了几千年，我们不必苛求鲁庄公是一位不信神的大无畏者。

　　再者，《左传》源于《春秋》，可以说是近乎大事年表的《春秋》的扩写，《曹刿论战》所记之事在《春秋》中只有一句话：“十年春，王正月，公齐师于长勺。”仅此一句话，很明显，长勺之战的胜利的功劳是加在鲁庄公头上，公何“鄙”之有？

　　外敌来犯，鲁庄公不假思索即应战，一腔热血可嘉；曹刿请见，不以贫贱拒之而言听计从，破格用人，应属难得；开战后，指挥大权悉数交出，不怕人笑话更没担心大权旁落，这种用人胸襟叫人感动；战后讨教，毕恭毕敬，不敢说虚怀若谷，至少是虚心、真诚。试想，换一位一脸傲气、霸气，专横独断又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自视既为领导就必然高人一等，陶醉于对权力的品味而自我感觉良好，容不得“犯上”，听不得一点儿异样声音，把提合理化建议者也整得个噤若寒蝉的角儿，其结果又将如何？下属畏你、躲你，不屑于理你，到那时也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同是《左传》中的《子鱼论战》讲述了宋襄公领兵和楚军在泓水地方交战的故事。宋军已经排好阵势，楚军还未全部渡河。司马子鱼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趁他们尚未全部渡河，请主公下令攻击他们。”襄公说：“不行。”楚军全部渡河，但尚未排好阵势，子鱼又将上述意见报告襄公。襄公说：“还不行。”宋襄公不攻击没有排好阵势的军队，不趁人之危的“高贵”做法却引来了如下的结局：等到楚军排好了阵势，宋军才攻击他们，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腿部受伤，次年即因伤而亡。他为固执己见、不接纳子鱼的建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宋襄公相比鲁庄公真是一位明君，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不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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