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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适新红学派作为现代学术范式之生成论文
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将科学进步的图景描述为：范式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适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范式的建立。（1）清末民初，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之学术状态恰好符合库恩的这一描述，各种新范式的生成直接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而实际上，这种现代学术的形成，是以“红学”，即对《红楼梦》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作为开端的（2），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发生巨大变革的开始。《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金字塔尖的明珠，它的研究历程、研究范式，从诞生之日起的变化，很大程度反映了中国学术发生发展的轨迹。考查这条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以“红学”为一个样本的中国现代学术，始终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思想的交融碰撞中发展变化。自1904年王国维发表第一篇真正意义的现代学术论文《红楼梦评论》以来，几乎每一种后续出现的红学研究范式都带有中西文化“杂糅”的痕迹。外来的研究方法、哲学思想、理论工具与中国本土文化原有的学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红学，乃至中国现代学术的雏形。这种杂糅和融合并不是无规律的嬗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西方学术思想和范式中有选择性的汲取并与自身固有学术体系相结合的成果。其中，“新红学派”作为红学研究的最大流派，在红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贡献最为卓著，研究队伍也最为壮大，考查“新红学”派这一红学研究范式诞生的轨迹，其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特别是中国文人对外来思想、理论工具的选择利用，与本土固有理论工具融合的过程，可以更好的把握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脉络。
一、中国传统的“红学”批评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的批评研究就开始了——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在成书过程中的评点即可看作是最早的《红楼梦》批评，也就是说，实际上，“红学”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相伴而生。此后，《红楼梦》的影响日渐广泛，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清朝的文人士大夫对于《红楼梦》的推崇和喜爱尤甚，并且纷纷著文进行专门的评论、研讨。李放在《八旗画录》注中写道：“光绪初，京朝师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徐珂在《清稗类钞》也记载：“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谓其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独嗜说部书，尤熟读《红楼梦》，与朋辈闲话，辄及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可见，“红学”一词在当时已经较为风靡。同时，红学研究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有了一定的成果，这一阶段的红学批评流派主要是小说评点派和索隐派。
小说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期，金圣叹、毛宗冈、张竹坡等人对《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小说的评点可看作是脂砚斋、畸笏叟的样板。一般说来，评点有一套基本固定的格式，如：回前后总评、眉批、行间批等。批评者主要对书中的人物、情节，以及作者的写作和艺术手法进行分析评论，阐述批者对作品的理解，或是由此及彼的抒发批者自己的人生感悟。到程伟元、高鹗排定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刻本之后，评点者尤众，比较著名的有“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及“耽墨子”哈斯宝等人。而书商也大量出版附有评点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到道光年间，“《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3）
索隐派红学盛行于清末民初，方法是用正史或野史中记载的故实去比附《红楼梦》，力求探究出《红楼梦》所隐藏的“真故事”，索隐，“顾名思义，是对‘隐’的索解，它是传统国学中对于文本的一种重要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方式的产生是以‘隐’的问题为对象的。”（4）索隐派的学者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而是作品所蕴含的政治事件及其意义，他们对《红楼梦》的主旨提出了“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说等说法。清末，为了配合反清的革命需要，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里又提出了“排满”说，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此说当时影响颇大。实际上，索隐派的研究方法秉承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之文化旨趣。
二、胡适的“新红学”及其本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大量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有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入这个古老的国度，西学东渐成为一个历史潮流。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论文。但真正使红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领域的却是胡适肇始的“新红学”派。（5）
究其开端，始自胡适在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6），第二年，胡适又发表了《跋<红楼梦考证>》，其后的几年里，他又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红楼梦考证的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红学体系。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开篇就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胡适认为，索隐派的研究“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并且运用考证方法将索隐派的代表者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随后，他运用了若干史料，用参考互证、逻辑推理的方法论证出“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的答案。并且宣布“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认为《红楼梦》是以作者曹雪芹自己早年的经历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个观点即“新红学派”的核心，此后，尽管后继的俞平伯、周汝昌等人在某些问题上和胡适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但“新红学”派的所有衍生的观点和结论都是以胡适的这篇《红楼梦考证》为基础，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是以胡适的方法为准绳。《红楼梦考证》的意义在于：胡适有意识地用一种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学术研究的进行，从而开辟了一种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他明确提出：“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7）胡适的这种重考据的研究方法在学理上虽然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但是从指导思想来讲，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指导思想不能不说来自于胡适留美期间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他的影响。
因为实验主义哲学的确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考据学具有诸多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
首先，中国传统考据学重视客观事实，特别强调要与史实相符，而实验主义也强调充分证据下的真实情况，一定要用严密的推理来论证材料的真实性才能够得出结论；其次，考据学虽然注重再现真实的史实，但是对于史实本质的探寻并不作探讨，只是一种技术性的追踪，同样，实验主义也是更注重实际发生的经验，而对意义诠释则不作停留。实际上，杜威一直在强调的是“以实验研究为模式的科学探索方法”，重点在于科学方法论，在这里，杜威对以前的西方传统哲学过于关注形而上学而忽视实际经验是一种反拨。同样，考据学发展到最鼎盛时期的乾嘉学派也是在对明末空谈义理的空疏学风的反拨上取得了很多成果。
胡适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旧学邃密，新识深沉”（蔡元培语），他自己也对此微有自得：“很少人曾经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8），他是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和西方现代的哲学理念相结合并推广之。余英时也就此指出，胡适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在方法论的层次上融合在一起，是他的思想能够在当时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胡适深信这种“科学方法”又比考证学高出一个层次，因此可以扩大应用于解决一切具体的社会问题。由此也就有了他的一些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如“问题和主义”之争中他坚持的“多谈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都和他的这种相信“科学”的理念有着极大的关系。而在此之前，中国传统学术与科学理念之间是毫无关系的，进一步说，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在这里被胡适所提出，之所以胡适的“新红学”能够在当时有巨大的反响，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胡适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前者的影响意义更大于后者的实践意义。
三、作为一种新范式的意义
可以说，胡适肇始的“新红学”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不只是红学领域上的学术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一度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之中，中西文明在此刻也发生了巨大的碰撞。
此时的中国学人面临着一个建设中国现代学术的历史使命，然而，破旧立新并非易事。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代学人对传统文化开始了猛烈批判，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批判面临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于是，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很快认识到：学习和探究西方思想文化的脉络及理念，是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的途径，而整理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这二者的交汇，才是塑造现代中国学术精神的正确道路。胡适等幼时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国学教育，后来又留学西方的学者，对此更加感同身受。他们敏锐的意识到，建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学术模式，必定要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吸收二者的精华部分，加以融合改造，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雏形。胡适的“新红学”恰是此交汇融合的产物。胡适的尝试是立足于传统国学的基本治学方法，从“新红学”来讲，便是以汉代以来即有，到乾嘉年间发展到顶峰的考据学为方法，将其与西方的实验主义思想相对照，找到了二者的共通之处，从中寻找到它的科学依据，用实验主义思想来作为指导，有效整合两者，从而找到一种全新的中西方结合的学术范式。这种学术范式，既秉承了几千年来的国学传统，又融汇了西方的先进理念。虽然也有诸多不足，比如在后期，胡适也不自觉地偏离了最初的方向，甚至也有偏离到了他当初的批判对象索隐派之老路的嫌疑，他的“大胆假设”往往便成了最终的“结论”，还有，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与实验主义方法在他那里并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的相通，在整合上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胡适的这种新范式的建立，的确使红学研究走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标志着红学研究从此开始了观念和方法上根本的转换。胡适多次在不同场合下说过，他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和指导学术研究的一种科学精神。这是现代学术有别于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表现。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只重道德传统而不重知识论的方向。
从开创现代学术范式的角度来说，胡适的“新红学”也无疑是一种重大的革新。“新红学”在日后的蓬勃发展，给整个红学研究带来的翻天覆地之变化，以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也印证了这种范式的成功。而《红楼梦考证》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验范例，胡适“新红学”的范式建立以后，后继的研究者不断发现新的文献资料，也纠正了胡适的一些片面和错误的结论，但是，胡适当初在《红楼梦考证》中划定的研究范围和基本命题依旧是今天红学界的范围和基本命题。可见这一范式的影响深远。可以说，胡适这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以丰厚的中西文化知识底蕴，开阔的视野，发愤图强的精神，为从清末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的构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见周昌盅《西方科学方法论史》,第342~348页,上海人民1986年版。
（2）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刘梦溪提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
（3）见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中国古典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34页，中华书局，1980年。
（4）见陈维昭：《红学通史》，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5）“新红学”一词最早见于1922年顾劼刚给俞平伯的书信。在此处，“新红学”的“新”，主要应该是针对《红楼梦考证》之前的小说评点派和索隐派等“旧”红学研究方法。它其实并不能说比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王国维等人的范式和观点更为新颖，但是“新红学”的说法已经约定俗成，提到这几个字，一般说来指的就是胡适开创的这种重视考据和实证的红学研究流派，故沿用之。
（6）《红楼梦考证》有初稿和改定稿两种不同的版本，1921年5月在亚东本初排版的卷首登出了初稿，而在1922年亚东本的再版卷首，则附录了胡适于1921年11月写成的改定稿。改定稿和初稿有一定内容上的不同，特别是对曹雪芹身份的认证，初稿中，胡适采取了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的说法，即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而改定稿中，胡适根据敦诚的诗句，认定曹雪芹并非曹寅的儿子，而是其孙子。本文凡引用《红楼梦考证》，皆以改定稿为准。
（7）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红学研究资料》，第26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
（8）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3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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