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的赞歌论文

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的赞歌论文

　　［摘要］ 诗剧《女神之再生》以女娲炼石补天的古老神话为题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的感召下，溶汇了歌德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女娲创造了新生活和建设新生活的性格特征，在彻底毁坏的基础上，让她去重新创造充满光明与势力的太阳，深刻的揭示了破坏和创造的二重性主题。诗人以夸张的手法，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全诗格调雄浑，节奏和谐，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情调。

　　［关键词］ 女神 再生 英雄主义 乐观主义

　　诗集女神是以诗剧《女神之再生》开篇的，它与《湘累》、《棠棣之花》共同组成了《女神三部曲》。诗剧开头援引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结尾的诗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它通篇贯穿着这一中心思想。正是那些强烈反对专制、反抗帝王的众女神，在堆积着“男性的残骸”的废墟上，重新去创造新鲜的太阳。这同《浮士德》的神女玛甘泪最后导引死去的浮士德与“光明圣母”相见的结局有着神似之处。当然我们不能把《女神之再生》简单地看成是《浮士德》的移植。因为这篇诗剧的主干，是我国古代神话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诗人郭沫若根据我国这一古老的神话题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的感召下，溶汇了歌德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女娲创造新生命和建设新生活的性格特征，没有让笔下那些“古神圣女”继续去做修补残局的“补天”工作，而是在彻底毁坏的基础上，让她们去重新创造充满光明与热力的太阳。

　　“五四”时期，郭沫若追随过歌德，从歌德思想和创作中吮吸了异域的鲜美的果汁，但他没有忘情于古老中国文化这棵已独自标出的参天大树；相反，由于他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精深研究，使他注意到了中外神话故事的许多共同特征，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把二者凝聚在统一的艺术结晶体里，形成了他的作品的宏大结构和瑰丽色彩。

　　《女神之再生》深刻地揭示了破坏和创造的二重性主题。诗剧一开始写天地晦冥，风声、涛声传来了洗劫的喧闹声，织成了“罪恶底交鸣”，甚至“倦了的太阳只在空中睡眠，/全也不吐放些儿炽烈的光波”。众女神从“生命底音波”里听出预兆，表示“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她们走出神龛，齐声唱道：“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诗人借古代神话中颛顼与共工为争夺帝位进行的战争，愤怒谴责了历代统治者专制独裁的暴虐行径，谴责了南北军阀之间的混战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一位农人呻吟道：“我心血都已熬干，/麦田中又见有人宣战。/黄河之水几时清？/人的生命几时完？”诗人揭露黑暗，诅咒战争，抨击专制，反对改良，是为了换取一个新生的、光明的世界。因此，诗人通过女神的歌，表示了不愿再做女娲式的修补残局的工作，提出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的伟大抱负。

　　在诗人的心中、笔下，这些走出了神龛的女神，充满了理想和希望，她们一再地礼赞和讴歌太阳。太阳实际上是“五四”革命精神的同义语，是理想与光明的象征，它使长期在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感受着新鲜的暖意”。在《女神之再生》里，再生了的女神，以欢悦的心情唱道：“太阳虽还在远方，/太阳虽还在远方，/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丁当，丁当，丁当。”这些诗句，于黑暗冷酷的现实中，吐露出一线光明；它充溢着乐观主义的情趣，读了使人精神振奋。

　　但是，应该指出，这晨钟的响声毕竟是微弱的。正如诗剧结尾写的：

　　诸君！你们在乌烟瘴气的黑暗世界当中怕已经坐倦了罢！怕在渴慕着光明了罢！作这幕诗剧的诗人做到这儿便停了笔，他真正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诸君，你们要望新生的太阳出现吗？还是请去自行创造来！我们待太阳出现时再会！

　　诗人用明丽的彩笔，在诗剧里给我们设计出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描绘了一个合于自己所憧憬的美妙的境界。但是，倘若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个理想世界是什么样子？它在哪里？诗人受着时代的局限，无法告诉我们，他只好要求受到感染和鼓舞的“诸君”去“自行创造”。

　　所谓诗剧就是戏剧的诗化，它把戏剧的结构、成分融化在诗的情感、韵味之中。郭沫若称歌德的《浮士德》，是“一部灵魂的发展史”、“一部时代精神的发展史”，便包括了戏剧和诗歌这两种因素。作为戏剧，它有人物、故事情节、戏剧冲突，有较完整的结构形式；但作为诗剧，它被诗的情感、风韵所统辖和消溶。正如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所指出的：“戏剧把史诗和抒情诗调和真情起来，既不单独是前者，也不单独是后者，而是一个特别的有机的整体。”《女神之再生》便是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篇诗剧，从戏剧构成而言，它塑造了颛顼、共工、女神群体、百姓群体等人物形象。如颛顼，自称是“奉天承命的人”，上天派他来做“元首”，“统治天下”。他的领袖欲很强，性格刚愎而暴戾。共工也是受着权势欲的煽动，一想做“皇帝”，疯狂地同颛顼争夺帝位，表现得凶残而愚昧。他同颛顼厮杀遭到惨败，便怒触不周山——北方之天柱。于是山体破裂，天盖倾倒，世界变成一片浑沌，共工、颛顼及其党徒死于血泊中，遍地是“男性的残骸”。女神群体则象征着慈祥纯洁，她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民主和平。她们本来是在这“优美的世界”中，“吹奏起无声的音乐融”，但是，邪恶的战争破坏了她们宁静的生活，她们终于觉醒了，从此不再做炼石补天的工作，懂得了彻底破坏和重新创造的道理。

　　浪漫主义诗人喜欢运用夸张的手法，尤其是通过神话题材更使这种夸张达到最妙的境界。如渲染共工野蛮的破坏——战败以后与其党徒竟以神奇的力量撞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致使天崩地裂。这时在舞台上出现雷鸣电火，尸骸狼藉，周围笼罩在恐怖的、凄惨的黑色氛围中。诗剧自此显然已经获得了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诗人正是从这些富于特征和神秘意蕴的各种奇特现象中揭示美——一种悲剧快感。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的抒情诗人。诗剧虽然取材于神话，反映远古时代的人事，却分明熔铸了诗人的主观情热和美学理想，他的自我已经渗透在奇特的、优美的诗意诗境之中。当魔鬼之间的战争结束以后，女神们感受着新鲜的暖意：“——我们的心脏儿，好像些鲜红的金鱼，/在水晶瓶里跳跃！/——我们什么都想拥抱呀！/——我们唱起歌儿来欢迎新造的太阳罢！”女神的这种欢乐与追求，便是诗人自己在“五四”高潮期的喜悦情调和期待着我们民族实现“圆满人格”的写照。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浪漫主义的创作基调，决定了他在古人身上注入了更多的“主观性”，他常常是不可遏止地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贯注在艺术形象里，在诗句里。当战争结束、四周被黑暗包围的时候，众女神在议论：“——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他罢？——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这显然是诗人对军阀统治的黑暗的社会现实所表示的彻底的否定态度，而不是远古期刚从龛穴中走出来的女神所具有的生活实感和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

　　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一文中认为，“五四”诗坛“把郭沫若的名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郭沫若在诗坛上一出现，便以那大气磅礴、光芒四射的浪漫主义诗篇，去把“五四”青年的心弦拨动、智光点燃。英雄主义成为他那时很可宝贵的文化品格。

　　雄浑的格调，和谐的节奏，构成了诗集《女神》的重要的艺术特色。诗人以博大浑融的气势，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坚毅、拓大、明快、活泼的历史画卷：那些庸俗丑恶、浅薄狂妄的魔鬼死去了，女神们从此获得了再生。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诗剧末尾，通过众女神的合唱，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触和重叠反复的诗句，着力渲染了“迎接新造的太阳”的欢乐场面。“丁当，丁当，丁当”的钟声反复被敲响，它既以“葬钟”预告着天狼末日的来临；也以“晨钟”昭示着一轮红日即将从海面上冉冉升起；更以“酒钟”宣扬着女神们“欲饮葡萄觥”，为新造的太阳祝福。这些都是“五四”青年的英雄气概在诗剧中的形象化的反映。执著现在、展望未来、寻求光明的积极态度，使诗剧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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