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媒介角度下的语言变化思索论文
一、缩略语的应用
缩略语主要指在保持原有词语的固定意义不改变的前提下,减少应用语素的数量,表达同样的思想。目前,常用缩略语的构成方式主要为以下几种:①从原有词语中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语素,形成一个新词语。例如:“深圳成分指数———深成指”、“彩电———彩色电视机”、“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②从原有词语中,截取某一部分词汇,即“简称”。例如:“非典型肺炎———非典”、“美国微软公司———微软”、“复旦大学———复旦”。③对以上两种方式的混合构词方法,例如:“高等职业教育———高职教育”、“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假日办”;[1]④将词语中的一部分作为缩略语的方式,多以“数字加原词”的形式构成,通常这类词语具有一定代表意义,例如:“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四化”。简洁的形式、超大的信息容量,是现代缩略语的最主要特点,可满足当前社会信息高速传播需要,在语言中的应用越来越多。
二、仿造词和语素化
仿造词主要应用现有语言中的词汇和相关结构,通过将其中部分语素的更换,形成新词语。通过仿造词形式构成的新词表现力极强、应用广泛、便于接受和理解。例如:仿照“军嫂”一词,提出了“月嫂”、“空嫂”;仿照“农民”一词,提出了“股民”、“网民”;仿照“酒吧”一词,提出了“氧吧”、“网吧”、“话吧”;仿照“影迷”一词,提出了“歌迷”、“网迷”等。以仿造词的构词形式来看,充分借用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语言要素,减少新词汇给语言使用者带来的理解难度。从构成仿造词的语素来看,主要保留了其中的部分语素含义,构词能力相对较强。[2]例如,前文提到的“嫂”由哥哥妻子转指从事某项工作的已婚妇女;“吧”,来自外来音译词“bar”,由最初的可提供简餐的饮酒小店或者餐馆、旅馆中的售酒与饮酒专柜,转变为如今专指开展某项活动的休闲场所;更换的那一部分新语素大多是词汇简写形式,如“网”指网络;“话”指电话。这些简缩形式的词语在新词构成中应用广泛,且语素化倾向越来越强,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经济性”的构词方式,并推动部分词汇转向单音节语素。
三、“知识民主化”发展
在信息化与网络化时代,传播媒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随着信息传播系统的日益完善,从文字、声音、图像、纸质媒介、互动文本、网络等各方面扩大信息接收者的范围。通过将大众传媒(报纸、广播、电视等)与计算机相结合,给全球信息一体化提供可能性。从理论上来看,实现了知识民主化发展过程。在语言词汇的应用过程中,按照使用范围可划分为“全民词汇”与“非全民词汇”两部分。全民词汇在整个语言系统中通用,而非全民词汇可能仅限于某一行业,如行业用语;某一区域,如方言;某一社会集团,如隐语或集团语;某一特定的生活领域,如专业术语等。[3]随着现代化传播媒介影响力的扩大,原本使用范围有限的词汇被不断推广使用,并被更多群体所熟悉、所接受。在非全民词汇中,很多方言也通过现代化传播媒介,冲破了传统的地域使用限制,成为全民词汇。例如,在现代语言中常应用的一些词,实际来自不同的地区:“爆满”、“买单”来自广东方言;“宰客”、“王老五”来自北京方言;“赞”、“血拼”来自台湾方言。与此类似的还有“炒鱿鱼”、“蹦迪”、“按揭”、“割肉”等方言词。当非全民词汇转变为方言词之后,将具备较强的表现力,使用效率明显提高,可更好地展现新事物、新现象。[4]
四、基于文化特征的词汇
以语言的发展历程来看,任何语言变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各方面相适应。随着传播媒介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给文化发展带来一定变化。而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大多数文化来自语言,如汉语从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不仅转变了词语,同时也引进了西方语法结构,具有一定分析性、系统性。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文言文作为书面文字,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较远,仅作为个别精英阶层的专属品。而白话文的应用,则体现了平民化、通俗化特征,迅速将文明推向大众,很多新语新词来自于生活,与大众密切相关,符合“大众化”需求。传播媒介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推广不能忽略大众文化的影响作用。[5]当前,世界人口大转移再加上传播媒介的广泛应用,进一步促进语言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以西方为例,在上个世纪流行“嘻哈风”,就给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美国《时代》杂志中甚至宣称美国已经进入“嘻哈国家”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嘻哈风在全世界风行,且通过“嘻哈文化”创造了很多流行用语,即使一些旧词语也被创造了新意义。如“热门”、“时髦”、“盖帽”、“酷”、“深沉”、“新潮”等,都在嘻哈文化中被重新定义。在《牛津英语词典》(2003版)中新词语“ling-bling”(闪闪亮),《韦氏词典》(2007版)中收录新词crunk(旷课),都与嘻哈文化有关。通过这些词语,改变了语言的发音、性质、规则等,并通过传播媒介的强大作用被推广、了解、使用。[6]另外,美国公共电视台开办各种与“说英语”相关的系列节目,追溯英语词汇的起源,让更多观众了解美国的历史与现实,加快了语言的传播。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再加上社会迅速发展,汉语中衍生了很多新词汇,各种“关键词”、“流行语”层出不穷;例如时政方面的“和谐社会”、“三个代表”;婚姻情感方面的“裸婚”、“丁克”;网络中经常应用的“微软”、“百度”、“搜索引擎”等,都是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的缩影。当前流行的“给力”、“神马都是浮云”、“凡客体”、“围脖”、“橡皮人”、“山寨”等,[7]都体现了传播媒介的信息化时代特征。当前,一些学术机构每年总结各种网络流行用语,即网络、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中迅速流通、广泛传播的词语,它们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湖南卫视举办的一场《快乐女声》,带来了一股流行文化热潮,同时造就了一些新词,如“粉丝”以及变体,如“玉米”(李宇春的歌迷);“芯片”(刘忻的粉丝)、“凉粉”(张靓颖的粉丝)等,这些新词体现了大众文化,尤其是不同时期的流行趋势,通过传播媒介将这些词语广泛推广,一些词语失去了活力,一些词语流传下来。在大众文化市场中,新词语是否具备价值,主要看其能否流通,而大众媒体又以追求消费价值为根本目标,二者内在特质具有一致性。[8]
五、字母词与数字词
一方面,字母词主要指字母的缩写词,由若干组合成分词汇的首字母构成,既有本民族语言也有外来语,例如:WTO(世界贸易组织)、HSK(汉语水平考试)、KTV等;另一方面,数字词的数量比较少,大多由阿拉伯数字与英语字母共同组合,例如:F1赛车、B2B、3D动画、4S店等。通过应用字母词与数字词,体现了一种特别的形式,书写简单,语义内涵丰富,可受到更多信息接收者的关注,同时节约传输信息的成本,是一种较为高效的信息传递手段。[9]从另一角度来看,在现代化传播媒介中,使用字母词与数字词,具有一定普及性,在词汇推广中不容忽视。
六、新词的出现与普及
新词,主要指出现时间短、尚未成为通用词汇的语言,通常代表新概念、新事物的发展。新词又可分为词汇新词和语义新词两部分。词汇新词是完全意义的“新”,例如:国十条、医闹、房奴等;语义新词则是“穿新衣”,将语言中原来已有的词汇赋予新意义;例如:“冲浪”,原本是一种运动方式,现指代网络聊天、打游戏等;“菜单”,原本用于点菜,现在可以用来表示电脑中的选择表。[10]当一些新词语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其中一部分可能消失,而另一部分则纳入全民词语库中。从新词的出现到消失或者纳入全民词语汇中,时间长短不一。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新词自身原因之外,现代化传播媒介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七、网络用语的推广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媒介,在语言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现代传播媒介的应用,扩大了非全民词汇的使用范围,促进流行语、新词的形成和推广;而网络语言的出现与形成,恰是网络这一传播媒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网络,网络语言就失去了载体。网络语言是全新传播媒介载体带来的新体验。“网络语言”主要指网民在网络聊天过程中,习惯使用的特殊符号或特殊词语,具有对象多、非面对面的网络语言交际特点。[11]首先,网络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特征明显,这主要由于网络交际最初具有非正式形式;例如,为了减少专业性过强的语言应用,将下载文件down简化为“下”,如“下图片”、“下电影”;将网站或者论坛的管理人员称作“版主”,即版面的主人;其次,将网络语言中的数字、符号、文字、图形等混合使用。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在面对面的直接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的姿势、眼神、表情等都可以传达信息,而非面对面交际则并非如此。
实际上,网络语言就是常用语言的变体,与其他语言变体相比,更具灵活性、多样性,并与全民标准用语存在明显差异,更需要规范性。但是网络语言作为一种全新语言体验,对全民标准语的完善发挥一定作用。网络语言的构成应与汉语表达习惯相符,意义相对固定。同样,当网络用语使用一定时间后,就可纳入全民语言中,提高规范性[12]。例如,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就收录了“版主”;而还有一些网络词语也可能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增加义项,例如“灌水”、“沙发”等。结束语由上可见,随着传播媒介的广泛应用,给现代语言变化带来多种可能性。语言在音、形、词、义等方面都产生了变化。语言的发展与壮大,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实际上,语言本身是一门发展性科学,人们也要以发展眼光看待语言、研究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对语言应用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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