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的论文投稿需要哪些特殊的形式呢论文

时间:2023-05-05 14:23:39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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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的论文投稿需要哪些特殊的形式呢论文

  摘要:学部制改革是新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尤其是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在校内创新管理体制和加强学科建设过程中启动的一项制度和组织革新措施。 随着2013年中国传媒大学四学部一中心的成立,学部制改革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新制度主义的论文投稿需要哪些特殊的形式呢论文

  关键词:教育管理论文,期刊,投稿

  学部制改革是新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尤其是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在校内创新管理体制和加强学科建设过程中启动的一项制度和组织革新措施。

  随着2013年中国传媒大学“四学部一中心” 的成立,学部制改革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从相关学者的研究来看,现阶段的“学部制” 主要是指“在高校内部的学校和学院两个层次之间增加‘学部’一级学术性组织或管理机构,以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以及相关院系的资源整合”①。对于具有学术组织性质的大学而言,学部制改革无疑是其在制度建设上迈出的一大步,在推进高校的组织机构管理、资源优化和学科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笔者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国内高校当前开展的学部制改革进行制度建构分析。

  一、新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制度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19世纪末2O世纪初,制度研究的范式开始从制度的一般研究发展到对制度主义的探索,产生了诸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等制度研究的力作。学者彼得斯认为:“19世纪末到2O世纪5O年代属于旧制度主义时期,在行为主义占据3O年光景之后,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才开始兴起。”②此后,新制度主义逐渐形成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3个流派,其研究在2O世纪9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

  制度的内涵会依论者所治学科的不同而产生差异。经济学家诺斯(美)从经济学角度提出,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④,认为制度可以约束活动主体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以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节约成本;韦伯从政治学角度提出, “制度应是任何一定圈子里的行为准则”, “一种制度应该称之为: (a)惯例, (b)法律”等观点,认为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共同认知基础上形成的规范性自觉、强制和义务④;迪尔凯姆将制度定义为“围绕某种社会功能的实现而产生的社会行为规范在某个领域内的集合和体系化”⑤。上述对于制度的界定和分析,皆显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认为“制度是一种规则或规范,这种规则和规范约束了人们的行为”⑥。与旧制度主义的这些制度观念相比,新制度主义则赋予其更为广泛的内涵,如马奇、奥尔森等认为“制度是社会组织的规则,它包括惯例、程序、习俗、角色、信仰、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知识”⑦;豪尔、泰勒等学者指出,“制度是镶嵌于各种政治、经济组织中的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的程序、习惯、规范与惯例”⑧;迪马乔、鲍威尔等学者则认为制度是“一种指导人类行为的意义框架符号系统、惯例与习俗”@。

  有学者认为新制度主义之“新”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是关于国家、政党和法律等层面的正式制度,而且也涵盖了习俗、习惯、信仰、惯例、文化等层面的非正式制度;二是新制度主义突破了原有的宏观制度层面而在中观的组织层面展开分析,如部门、团体组织等;三是强调制度应是动态的过程,在新旧制度中不断地建构,并且嵌入特定的环境中,如相关文化、社会背景等等⑩。此外,新制度主义尤其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还指出“任何新制度的产生,总是在旧制度由于合法性危机而出现松动或瓦解的情况下被建构起来的。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往往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结构层面,二是行动层面”@。结构层面是就制度本身而言的,强调指出: “从内部看,如果制度中的法令规章、行为规范和文化认知3个维度发生不一致的状况时,制度内部便会产生变更的张力;从外部看,外在环境的变化,如政治、经济、技术等层面的变化也会通过改变制度3个维度中的1个或几个方面而引发制度内部的冲突, 导致旧制度的危机。行动层面是就组织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如果组织的行为方式不为社会中的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和文化期待所接受,甚至相抵触,也不为同类型组织所认同,便有可能带来合法性的危机,甚至产生制度的瓦解和颠覆。”0这些都是新制度主义的典型观点。

  二、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学部制改革的诉求。如前文所述,旧制度主义所提制度较多涉及政府的正式制度等宏观层面,这对于具有特殊的学术性质的大学而言,还上升不到制度分析的层面,顶多被视为“组织”,只是作为高等教育系统内的一个单位。正是新制度主义的勃兴,使得中观的组织层面被纳入其分析体系之中,自此对于大学制度的分析开始被认为是各项制度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目标并进行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使各高校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学部制作为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一项改革措施,必然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而新制度主义也为学部制改革的制度分析提供了可能性。自北京大学1999年开始推行“三级建制、两级管理” 的改革措施以来,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吉林大学等高校纷纷重新组合学科,调整学院结构,设立学部,形成了“学部—— 学院—— 系” 的三级管理体 制。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学部制改革的制度诉求突出表现为3个方面。

  1.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对改变高校管理缺乏民主、高效现状的诉求我国高校在实施学部制改革之前,管理主要为传统的“校—— 院—— 系”体系,其中学校为大学的决策中心,学院是大学的管理中心,主要负责学科的建设,而系则是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组织。

  这样,权力就过多地集中于学校一级, 而学院的管理和系的活动则受到制约,直接形成了学校层面的管理集权,“自上而下” 的科层管理逐步使校内管理丧失了民主。此外,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大学院系设置数普遍在2O个以上,不少学校在3O个左右,少数学校甚至在40个以上@。其造成的结果就是二级实体学院设置数量过多且过于分化,尤其是高校合并使院校数量剧增,部门和机构重叠交叉。对于管理者来说,协调难度增大,学校内部的管理和运行必然趋于低效。整合高校院系机构的设置,遵循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高校管理的民主、高效和经济原则的改革诉求使学部制改革应运而生。

  在学校和院系之间设置学部,按照大的学科类别进行相对分类,将学术领域的管理权力交给学部,也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院系,而学校层面和相关职能部门则进行有关工作的协调和统筹,这就进一步发挥了基层治理的民主性和主动性,管理也将更加高效。

  2. 高校加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协调的诉求大学自中世纪诞生以来就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在时代的变迁中打上了“学术共同体” 的印记,也“必然产生了一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学术规范,以规范其内部成员的学术行为,这种学术规范体系便是我们所说的学术制度”。

  这种学术性质的制度规范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被认同,成了大学学术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反观中国高校, 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错位与混乱,导致高校学术组织内部学术民主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性过大,再加上校级行政权力的强大,致使高校学术权力的合法性遭到破坏。这也是新制度主义中所诠释的组织行为方式在行动层面遭遇抵触而面I临的合法性危机。

  由于高校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存在的客观性,消除任何一者都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所以只能进行适度的协调。依靠学部制改革来进行学术的分权管理,使学部委员会发挥强劲的学术功能,以此调动教授参与学校学术性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扩大学术权力的决策范围,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欧美国家中尤其是德国实施学部制的做法值得借鉴,其研究型大学中的唯一决策机构就是学部的部务委员会(由教授、部分非教授教师、学生和助教代表组成),对课程的设置、考试的安排、科研组织等事项享有充分的决策权。因此,从新制度主义的立场来看,实施学部制改革,协调高校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是遵循高校学术组织的“学术制度” 的必然要求。从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学部制的高校来看,都相应地建立起了校—— 学部— — 学院三级学术委员会,明确了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学部和院系的学术审议机构,拥有学科建设、教学安排、科研组织、学术评审等多项职能,这对于高校政学分权和学术本位的回归无疑都是一种推动。

  3. 社会系统复杂化和科学技术综合化对学科整合的诉求新制度主义在制度分析中秉持了一种动态变化的观点,一反以往制度分析中所坚持的“制度是不变的”观点,认为制度在特定的环境中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过程。也正如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所指出的,基于制度结构内部的特征,随着外界环境如政治、经济的发展,也相应地呈现出变化,这也是制度不断建构的动因。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带了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化,社会系统也随之日趋复杂化,对人才培养和技术的创新也要求跨越单一领域的独立发展而走向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融合。我国高校自建国以来形成的是以单学科院系为根本的体制模式,这对于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形成了一定的阻碍,也与当前推行的科技创新所要求的综合化和复杂化不相匹配。原有的这种单学科院系组织模式及发展制度相对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无疑是滞后的,使如何寻找更为有效的途径来促进学科间的有效融合,成为中国高校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进行学部制改革可以有效地整合高校的学科资源。它按学科群组建学院,将相近学科归于一个学部之下,如2009年北师大教育学部的成立,就撤销了3个二级实体学院,合并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院所,形成了12个学科门类,打破了原有的学科间的壁垒,使人员、资源和信息等实现了共享,学科、研究项目建设的交叉逐步形成。这对于跨学科交流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也顺应了日趋综合化和复杂化的社会发展需求。

  三、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学部制改革的相关建议1. 积极实施动态的学部制构建措施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制度是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 “这不仅指在特定时间背景下,不同空间范围内的制度各有不同;也指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制度在时间维度上发生变迁、更替的过程;还指制度在跨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下所发生的传播、迁移现象”0。加之任何制度的建构又都是在旧制度瓦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新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就要实施积极的、动态的措施,以保障制度变迁的有效实施。

  截止20xx年底,全国共有15所高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学部制改革,涉及的学校层次涵盖了“985”高校、“211”高校、地方高校,并且近两年改革的范围有不断扩大趋势。各类高校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坚持立足自身发展需求,进行不同范围的学部制改革规划和实践,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在全校范围内实施该项制度改革, 而大连理工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只是进行了局部的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大连大学等高校则是在1个部门内进行了改革。这样,学部制一种制度改革就实现了多方面不同主体的建构,并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传播和迁移。另一方面,学部制的具体形态和功能也在原有的制度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变异。有学者针对当前国内实施学部制改革的具体情况,依照学部拥有权力的类型,将学部划分为“虚体”、“实体”、“虚实结合体” 3类,并指出所谓“虚” 与“实”

  是指学部所具有的跨学院学术权力,或者是同时具有部分学院原有的学术权力、党政权力的多少。基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的要求,学部在整合学科资源、优化管理以及实施学术分类管理的进程中该如何定位,需要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明确。当然,学部制度建设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必须遵循高校内部治理的规律,考虑到大学是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组织,应真正加强学部在分化行政权力、加强学术权力方面的建设作用,在整个动态建设过程中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保证学部建设发挥其在高校内部治理中的实质性作用。

  2. 发挥学部制构建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与早期的制度分析将组织与个体仅仅视为被制度所规定和约束的对象不同,新制度主义特别强调组织及其组织中的行动者对制度建构的积极能动 作用~ 。学部制改革涉及高校内部治理的各方主体,宏观来看,涵盖了学校、学部以及院系各个校内机构和职能部门;微观来看,则囊括了高校内部各层级的行政领导和人员、各部门和学科的学术事务相关人员,这些人员都可以称之为学部制这一制度构建过程中的行动者。因此,在多方利益主体的参与下,如何平衡好制度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则是制度改革的又一难题。

  社会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认为, “制度影响行为的方式更多是通过提供行为发生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版和意义系统来实现的, ‘制度影响行为并不仅仅是规定什么是某人应该做的,而且还因为制度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够把自己想象成是什么样的” 。我国高校长期实行的学院制导致了管理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错位和混乱,使庞大的院系组织形成了低效的管理传统,带来了内部治理的缺陷。而这也在中国高校内形成一种不可避免的传统势力,对教师、学者、行政管理人员的影响已是根深蒂固。学部制改革需要原有制度中的各个主体对既有的认知、传统和习惯有所突破,形成个体的价值判断和偏好、自我身份认同,因为“个体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某种‘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个体以这种实践理性为基础展开行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当前的认知模版、行为选择模式和意义系统进行修订以设计出更合理的行动过程”@。

  就学部制的设计而言,学部作为一级学术管理主体,其各主体应形成学术规划、学术评价、学科平台建设等基本的职能和价值认同,以此来制定具体的改革措施,发挥好其在制度变革中的能动作用。

  3. 重视学部制建设过程中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力新制度主义在社会学领域存在一个基本的命题,认为任何组织的存在都必须取得一定的合法性,并适应制度环境才能得以生存,也就是所谓的组织所处的法律规章、社会规范和文化期待等要成为被人们“广为接受” 的社会事实。此外,从具体操作来看,新制度的建构又主要是发生在社会规范、组织、文化认知3个层面,这也是新制度主义较之旧制度主义所特有的立场。因此,环境对于制度来说显然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其中的文化因素则相应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原初发展以学术行会和团体为成立的宗旨,对学术和自由的追求构筑了大学发展的文化土壤。随着学术团体规模的扩大,大学行政性事务分化出来并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又紧随着大学走出象牙塔而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同时,大学的内部治理也开始趋向于科层化、官僚化治理模式,学术文化的根基被动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的发展史来看,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气候的大环境给予了高校治理最深层次的影响,而中国固有的中央集权、官本位思想等文化认知也都集体作用于大学的内部治理制度。

  以此为认知的出发点,重视学部制建设过程中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力,是新制度贯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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