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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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管仲与梭伦政治改革之比较社会发展学院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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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仲与梭伦,一个是先秦齐国时期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相伊，一个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在古代中西方历史上交相辉映，从而推动了两国历史的进步。在二者的改革与实践中，既有相似处，又有不同点。本文从社会背景，改革内容，历史价值三方面就两者的政治改革的比较作一简论。

[关键词]管仲；梭伦；民主政治；君主专制

管仲相齐，梭伦执政，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他们在各自国家进行了一场至今都意义深远的改革，使得各自邦国日益强盛。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风潮下，各国发展既趋同，又有各自的特色，从管仲和梭伦的改革入手，分析和比较他们的的政治改革，对现在社会的发展有其裨益之处。

一

众所周知，管仲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阶段。自从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做大,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发，群雄竞起。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多年以来，齐国都是东方大国。齐国濒临大海，鱼盐资源丰富，国内矿山多，矿资源充足。可是，在齐桓公上台前夕，齐国却在与其他诸侯国争霸中处于劣势。随着周天子地位的下降，诸侯国君的地位也随着动摇。具体到桓公时，他又是在高、国二氏的支持下才得以执政，齐君成了名以上的最高权力者和统治者。中央的主要官职，像大

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主要是由贵族卿大夫充任，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当时齐国的贵族有“高（文公后）、国、崔、庆、栾、高（惠公后）、陈、鲍等氏”，“他们凭借着伟大的权势，世执国政，上挟王侯，下治臣民。”[1]垄断政权的贵族卿大夫们，凭借着宗法血缘关系，世代霸占着高官显职，甚至是左右国君的废立。这已经威胁到了君权的加强。

管仲，名夷吾，字仲，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败死，管仲被好友鲍叔牙推荐给桓公，成为齐国相伊，被称为“仲父”。管仲是姬姓的支属，与周天子同姓，父亲曾是齐国大夫，后来家道中落。管仲曾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了解百姓们的想法和要求；又辅佐过国君的儿子，所以对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弊端也有着一定的了解；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整体走势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在之后的他的改革中，许多措施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改制的先河。

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城邦是贵族政治。雅典的国家已初具规模，在新形成的国家中贵族院是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还掌握有最高的刑审、监察、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执政官和公民大会等都受到贵族院的控制和支配。贵族院“职掌保护法律，管理最大多数和最重要的国事”，它的成员都必须出自血缘高贵的氏族。执政官九人团虽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机构，但是这九人必须出自于贵族，接受贵族院的推荐和裁判。而名义上拥有很大权力的公民大会却只是徒有虚名，它的开会的议程皆需由贵族院的安排，其实也就是处于贵族院的控制下。广大的平民因受门第之见和财产限制不能参加国家大事的决策，因而也

就丧失了应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下层平民与工商业奴隶主结成了联盟，与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平民与贵族形成了对立：“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们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各党长期保持着互相对抗的阵势。”[2]随着斗争的越演越烈，公元前632年基伦暴动，在雅典成立僭主政治，但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很快就被贵族镇压了。公元前621年，贵族被迫颁布了德拉古法典，但这部法典并没有满足平民的要求，所以斗争更加尖锐。在内部矛盾如此激化的同时，雅典也在外部面对着科林斯和墨加拉等城邦的威胁，并且雅典还丢了萨拉米斯岛。至此，雅典城急需一位调停员，就这样梭伦来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普鲁塔克曾指出：“雅典人中最聪明的人都把目光盯在梭伦身上，他们认为他是唯一和当时的罪恶最无牵涉的人。”[3]

梭伦，生于雅典，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年轻的时候，一面精神，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考察社会风情。他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境地，于是他以“仲裁者”、“中介者”、“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在城邦最危险的时候。这也造就了他改革的风格，中庸思想，既不迁就贵族又不偏袒平民。

由此看来，梭伦与管仲虽处于不同的时期，但在他们改革的过程中的都面临着贵族的强硬势力和阻挠，下层平民受到上层贵族的压迫。当然，二者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二者所承袭的历史传统不一样,所以这也使得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的任务不同。管仲处于奴隶制社会，他要解决的是称霸图存；梭伦则是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而他最想的就是摆脱国内政治危机。他们的改革只是顺应了各自历史

发展的潮流。

二

为了称霸诸侯,必须修明内政,发展国力,于是管仲任相后,对齐国国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管仲看来，“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管子牧民》)，所以国家的根本在于君上，有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也就拥有了国家的根本，所以，他的政治改革走的是一条建立君主专制的道路。由此，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隶属于于君主的专制系统就此诞生。在地方，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措施。管仲把国君直辖区分为国、鄙两部分，然后对国都和鄙野地区用不同的办法进行管理。关于“叁其国”，“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叁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国语齐语》）；关于“伍其鄙”，“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帅一大夫”（《管子立政》）。无论是城市的的乡长，还是农村的五属大夫，都要直接向君主负责。每年的正月要上朝汇报治理情况，听从国君的旨意，而国君就根据他们的政绩来决定他们的升迁、降职。在中央，设立多种职位，由这些官员来辅佐国君处理国家事务，但他们并没有决定权，一切决定都取决于国君。而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管仲又设计了“法治”体系，将“生杀富贵贫贱（《史记管晏列传》）”之六柄牢牢掌握在国君手中。他将君、臣、民和法的关系作了界定：“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在

管仲的法治体系里，君主掌握立法权，大臣进行执法，而百姓只能一味的遵从法令。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管仲又十分注重人才的发展、使用，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选官标准和措施，在制度上表现为“三选制”。首先，各乡把有才德的人推荐给国家；然后，有关部门再对各乡所推之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选择优秀的人推荐给君主；最后，国君亲自审核使用，合格者被任命。

反观梭伦改革，又是另外一条路。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是他改革的第一重要内容，为此，他重新规定了国家政治机构。一规定雅典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为了防止贵族院对公民大会的操控，他又设立了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400人议事会，负责提出议案。二规定，执政官九人团是最高的行政机关，负责日常的行政事务。三规定，陪审法庭是最高司法机关，处理法官的任何案件。四规定，贵族院是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在重新划定的政治机构中，将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督权分开，在他的法治体系中，雅典的的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共同拥有立法权。这意味着一切国家事务均由公民大会商议，虽然，贵族会议仍然是“国家的一般监督者和维护法律的机构”[4]。为了解决雅典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梭伦从经济入手，重新调整各阶级自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他将雅典自由民按财产多少分为四个等级，500斗级、骑士、双牛级和日拥，并按等级的高低确定担任什么官职。财政人员由第一等级公民担任；执政官等9个高级官职由第一、二等级公民担任；四百人会议代表由前第

一、二、三等级公民担任；第四等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

庭。梭伦改革了德拉古时期用抽签选举的方式，“梭伦规定，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就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出举。”[5]虽然第一道程序可能会受到贵族的影响，但候选人还要经过第二道程序的抽签，因此有一定的优势。

毋庸置疑，管仲与梭伦因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必然使得二者的改革走向不同的道路，一个“法自君出”，一个“主权在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在他们的改革中，都不约而同的重视法治的重要性，都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两个不同时空的伟大政治家，在这两点上做到了一致。

三

梭伦与管仲所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一次民主建设，后者是一次君主专制政治建设。而正是这种性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改革便更能体现出两种迥异的历史价值，并深深的影响了以后的西方和东方的政治的发展。

管仲的改革人为的在人们的心理上、生活里、生产中，强化了宗法等级意识，为君主专制开辟了道路。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奠定了建立“尊王攘夷”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对于保证齐国在诸侯称霸中、在这统一战线中处于领导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弥息中原各诸侯国的纷争，维护华夏统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共同抗击外敌侵入，无疑有着很大的社会意义。而在管仲改革中的君主专制精神、人治精神，不仅影响了先秦齐国人们以及他国人民观念的发展方向，对步入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的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甚至

此后的改革家似乎独没有完全脱离这种改革模式，往往都是在不断的加强君主的权威和权力。在中国盛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可以从管仲的改革中找寻踪迹。

与管仲相反，梭伦的改革规定，所有机构都只不过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都必须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行使自己的职权。这就使得国家很难走向专断和独裁统治。他的政治改革内容是民主性的，是希望建立一套科学的国家机构和让人民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不但如此，他还将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正如梭伦执政前发誓要为雅典人制定一部“把强力和正义结合在一起”[6]的法律一样，梭伦的改革体现出不言而喻的法律至上、以法治国的精神。而这种改革，不但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而且，还为近代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许多启示。

四

将管仲与梭伦的政治改革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二者的改革的不同是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社会环境，地理环境，阶级力量对比等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将中国古代史论文其进行对比是为了让我们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对今天有益的启示，并运用到当今的政治生活中。

管仲与梭伦，他们的政治改革在不同方面，不同层面，对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我们更应该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益处。

[参考文献]

[1]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节；第7章。

[3][4]（希腊)普鲁塔克《普鲁塔克选》，吴子廑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第14节；第16、19节。

[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

171页。

年版，第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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