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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
樊纲先生认为，我们的传统产业还没有发展，许多基础的东西还不具备，新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因此而受到局限。为了避免受到“网络泡沫”带来的损失，中国在网络经济发展初期不要“跟着起哄”，而是等着发达国家先去"趟混水"，然后我们再紧紧跟上，待下一轮技术进步时争取走到前沿去，以减少我们发展的风险成本。樊纲先生甚至还认为，中国的传统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樊纲先生的观点有待商榷。
第一，正如樊纲先生所言，中国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传统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不仅不应该放弃这些产业，而且应该通过制度创新等手段，大力发展这些产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改造已经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使传统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加快、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如果我们不致力于用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经济，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很快将不复存在。
第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战以后，人们更加看重的是动态的比较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将永远维持落后状态。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积极寻找有可能在未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集中国力予以大力推进。唯其如此，中国才有可能摆脱落后状态，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世界强国。50年代的日本，曾被认为在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日本政府颇具眼光，顶住了各种压力，大力发展汽车产业，使日本在十年期间内成为世界汽车大国。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也是动态优势理论的杰出案例。大力发展网络经济，正是中国当前应该进行的战略抉择。
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经济无法解决这两大难题。但是，运用网络技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社会分工不断深化。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信息技术中获益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成本更高，网络技术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更加显著。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之由“粗放型”转化为“集约型”。这样一条富国富民之路，我们能轻易地将它弃之不顾吗？
第四，如果中国为了回避“网络泡沫”带来的损失，放慢了网络经济发展步伐的话，中国果然能利用所谓“后发优势”，待下一轮技术进步时再走到前沿去吗？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当网络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已经结束，发达国家已经摸索出比较成熟的经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又增加了一段距离。再要赶上去，难度就更大了，又怎么能侥幸“走到前沿”？再说，所谓“后发优势”，本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无奈之说，是已经落后了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没有哪个国家会主动停止努力，待自己大大落后了，再想办法赶上去。到那时，市场已被占领，差距已经拉大，技术转让的价码已经提高。那时付出的代价，已经是当初的不知多少倍。
第五，樊纲先生说得对，中国目前在发展网络经济上还受着诸多限制，如法律体系、配送体系、信用体系等都很不完善，人才和风险资本都非常短缺。周其仁先生的考虑更深入了一步。周先生认为，中国在网络经济发展上受到的最大制约，是制度上的障碍。“目前我国关于互联网经济缺乏清楚、明确和简明的规制框架，这是发展因特网经济的主要障碍。”
但是，我们能够因为网络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种种限制，就放弃努力吗？我认为，美国在网络经济上的国际领先地位，首先来自观念上的革命。无论是政府、国会，还是美国民众，都对新经济持欢迎态度，都对网络经济的革命性意义予以充分肯定。中国与美国目前的最大差距，其实还是观念上的差距，是对新经济认识程度上的差距，是对技术创新认同程度上的差距，是对经济风险认可程度上的差距。如果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都对网络经济在观念上有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政府牵头，从制度创新开始，对发展网络经济的各种限制条件予以坚决、彻底的消除，中国的网络经济不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盲目性不是能更少一些，付出的代价不是能更小一些吗？
网络经济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是使中国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尽快缩短与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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