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投资的融资约束：从股权结构角度的解释
导言
有效的投资项目选择是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核心，而投资是否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则取决于企业融资能力的强弱及其相关制度安排的效率。所以，本文对股权结构的差异是否导致了上市公司后续投资的融资约束状况分化进行解释。并得出的结论是，应放松对非国有大企业上市的限制，鼓励国家股比重较高的上市公司降低国家股比重，扩大非国有资本进入股票市场投融资的规模。
上市公司投资的融资约束：描述性统计分析
理论上说，企业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取决于企业与资金供给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如果资金供给者对企业使用资金情况监督的成本大于资金的机会成本时，资金供给者不会向企业提供资金，即使监督成本小于资金的机会成本，资金供给者愿意提供资金，但是要求获得较高的回报以补偿监督成本。通常，与外源融资成本相比，内源融资成本较低，企业投资存在着外源融资约束。但是，如果信贷市场或资本市场越完善，企业与资金供给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那么企业受到的外源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因此，企业投资首先依赖于内源融资。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利率和投资机会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内源融资能力（企业净财富（net wealth）水平）越高，企业投资越多（Hubbard,1998）。如果信息不对称状况得到改善，投资机会增加，企业投资水平对内源融资能力的依赖程度降低。
就中国上市公司来说，上市公司投资受到外源融资约束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证券市场的完善程度，即上市公司与股权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上市公司与债权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国上市公司虽然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都有较强的抵押能力，但是国家股比重不同的上市公司与国有银行和政府有着不同的关系。这就是说，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在股权和债务融资约束上仍然会有差异的。
本文选取的样本是1996-1999年沪深交易所的全部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国家股比重进行分组，检验不同股权结构的企业投资在融资约束上的差异。在检验之前，首先对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和融资结构差异作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1所示，由于股权结构不同，整体上，各类上市公司之间的业绩差距较大。在1995-1999年之间，不含国家股的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与平均值之差、每股收益与平均值之差均大于0，表明不含国家股的上市公司整体业绩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与此相对应，国家股比重大于50%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与平均值之差小于0，而每股收益与平均值之差虽然大于0，但远远小于不含国家股的上市公司的水平（1995年除外）。除了1995年，在净资产收益率与平均值之差和每股收益与平均值之差这两项指标上，按国家股比重，依次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状况反映了股权结构不同的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尤其是内源融资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再如表2和表3所示，国家股比重处于不同等级上的上市公司与在各融资渠道的融资份额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在未分配利润大于0的上市公司中，国家股为0的上市公司内源融资比重最低，外源融资中，其债务融资比重相对较低，其中长期借款的比重明显要低于国家股比重大于50％的上市公司，但短期借款相对较高，而且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比重最高，这意味着，这类上市公司在银行贷款，尤其是长期贷款上还没有国家股比重较高的上市公司有优势，但是在证券市场上，这类公司又具有比较优势，这是否说明了国家股为0的上市公司的外源融资约束程度低于国家股比重大于50％的上市公司，还需作进一步检验。需要指出，以上两者之间的差异在未分配利润≤0的上市公司中也明显地存在着（除商业信用之外）。因此，本文只对未分配利润大于0的上市公司进行检验。
计量检验
根据Hubbard（1998）、Fazzari, Hubbard,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