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如何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科举时代如何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核心提示】高考洼地、异地高考、高考移民，近些年对于国人来说不算陌生，近来“名校属地扩招”的消息又将北大、清华推上了地域歧视的风口浪尖。这些都说明了教育公平牵动民心。而在古代也有类似情况，当时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近日，“异地高考”改革进入快车道。一方面这是为了解决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学障碍;另一方面，“异地高考”还指向高考录取公平问题。一些“高考大省”的考生，对以京沪为代表的发达城市，以及边疆教育落后地区的低分录取，一直难以认同。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大国，科举历史上一直有“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等问题;科举制度从来与户籍、录取名额地域分配、歧视反歧视联系在一起。下面从国家考试-地方考试、地域公平-考试公平这两组维度，来分析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的分配。

　　科举制起于隋唐，以考试论英雄，取代被门阀贵族所垄断的察举制，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不过京兆府(长安)分配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所以，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首都录取名额畸高。

　　宋代也有这个问题。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以嘉祐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是266人，而陕西只有123人，广东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无怪司马光称：“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顺天府(北京)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广东省为1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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