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手抄报资料

时间：2024-04-09 10:35:33 丽华资料大全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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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手抄报资料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手抄报了吧，手抄报要求字体要清楚、美观大方。那么什么样的手抄报才更具感染力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华传统文化手抄报资料，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中华传统文化手抄报资料

　　类别划分

　　神话传说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搜神记》等。

　　符号图腾

　　龙图腾

　　一只龙与一只凤组成，意思代表阴阳，也就是男女，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占据了中国历史发展大部分，所以延续了中国最古老的动物龙和凤，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龙飞凤舞，是中国的民族标志。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中国的帝王自称“真龙天子”，具有权威的象征。龙是一种在中国传说中虚构的动物，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的形象。龙在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居、貔、狻猊）。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

　　哲学及思想

　　综观中华民族文明史，各个朝代都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如先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们互相讨伐，促成了中央集权制度的萌芽。中国的知识份子或探讨救世的学问，或发明各种学术以利诸侯争霸，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年代。这一时期产生的各学术，总称为先秦诸子百家。先秦学派众多，号称“百家争鸣”，可以用“诸子学”概括这一时期的理论形态。其实，先秦的主要学派，大体上就是司马谈所概括的六家，即阴阳、儒、法、墨、道、名。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最后以法家胜出而宣告终结。法家学说被秦始皇选为官方话语，并且获得付诸实践的机会。但是，秦王朝二世而亡，同样以实践证明了法家学说的偏激性。汉代秦立，再次统一中国，必须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到法家之外去寻找理论支持，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在这种语境中，哲学家的使命在于适应维护“大一统”的需要，帮助皇帝找一种足以“平天下”的哲学理论。先秦诸子尽管不能割舍政治哲学情结，但毕竟保持多维发展的态势；而在汉代，政治哲学则成为核心话题。汉代“百家争鸣”不再，经学掌握主流话语。在汉代，经学特指经汉儒整理而成的儒家典籍。“经”有了“大经大法”的新含义，成为人们必须遵循、不能违背的信条。相传孔子曾整理古典文献，编定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到魏晋时期，东汉刘氏王朝解体。在新的语境中，“半是哲学，半是神学”的经学，遭到了冷遇；那种束缚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的政治哲学话语，更是令人生厌。玄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名教话语的纠缠，但其毕竟再次跨入自由思考的哲学门槛，开启了半政治哲学、半人生哲学的新时代。集中表现在解构经学家“天在人上”观念，把天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他们便由天人之辩，演绎出体用之辩，实现了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次变形。“体”的提出，是玄学家的一大重要发现，标志着他们已达到了本体论意识的自觉。玄学家追问何者为体，涉及个人的精神安顿问题，但他们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他们游移于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之间，最终的落脚点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玄学只构成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环节，还不是成熟的理论形态。

　　玄学把如何搭建个人精神世界的问题突出出来了，可是儒道两家的资源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引进新的思想资源，这就是佛教。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哲学，理论优势在于撇开了名教话语，只关注个人精神世界如何搭建的话题，给中国思想界吹来了一股新风气。于是，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宗教哲学时代。佛教般若学改变中国固有哲学的思维方式，不再肯定世界万物真实性，也不肯定人生的价值，而是构想出来一个彼岸世界来。佛教哲学的超越本体论思想的引入，扩大了中国哲学的资源，有利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国佛教学者把“两个世界”逐渐地纳入“一个世界”的框架。从隋代开始，中国佛学家大都强调此岸与彼岸的一致性。华严宗讲的“一即一切”的般若学、禅宗讲的“顿悟成佛”的解脱学，都是中国佛学家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佛教的“五蕴”教义说，人生的本质是不自由，是苦；因为人受诸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制约，生灭无常，没有存在的独自性和永恒性。“十二因缘”的教义还说，人的真正本原，不是传统上讲的“阴阳合气”、“父母构精”之类，而是出于思想糊涂，沉沦情欲。佛教主张自作善恶自受苦乐，个人行为，个人承担后果。这种思想，曾在士大夫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中国宗教观念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早期流传于中国的大乘思想主要是般若学；经过鸠摩罗什介绍印度中观派论著，亦称“三论学”。在它看来，认识的本质是矛盾，而矛盾就是荒谬和虚妄。语言概念不是沟通客观世界的桥梁，而是达到真理的主要障碍。凡认识涉及的范围，都属幻化不实，此即谓之“空”。它也否定一切权威，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般若学解释现实世界的根源是“忆想分别”。把这一思想扩大和系统了的是“唯识学”。唯识学的标准命题是“三界唯心”、“唯识无境”。佛教大乘中有阿弥陀净土和兜率天宫两个彼岸的世界，为某些僧俗所信仰。对中国哲学影响较大的，则是哲理化了的彼岸世界，即“涅盘”、“法身”和“佛性”。“涅盘”的本意是熄灭烦恼，而后被说成有“常乐我净”四种属性的理想境界。梁启超就曾以“涅盘”的这些属性作为“大同”世界的说明。所谓“法身”，既是世间一切现象的制约者，又是一切善净、出世间的客观依据。作为一种哲学观点，对宋明理学中主张“理在事先”的客观唯心主义影响很大。所谓“佛性”，是指成佛的原因、根据和可能性。佛性论者高唱“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要求把人生的全部活动都纳进促使“佛性”实现的轨道。这种思想成了宋明理学中以“心即是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重要来源。

　　经过中国佛学家的诠释，佛教文化资源已经渐渐地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为宋明理学出现做好了铺垫。理学家从儒家资源中演绎出“天理”本体论理念，证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和唯一性，解构了“两个世界”的宗教世界观。“礼者，理也”。天理既是存在的本体论依据，也是价值的本体论依据。与“理”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叫作“事”，泛指人们所有的行为实践。“理”对应着“天”，“事”对应着“人”。理学家本体论意识的形成，显然受到华严宗“一”的观念的启发。他们借鉴佛教的理论思维成果，找到了讲儒家本体论的话语方式。正统理学家比较重视儒家内圣学，却忽视了儒家外王学；比较重视“穷理尽性”，却忽视了“经世致用”；比较重视“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却忽视了“兼济天下”的实践哲学。正是由于正统理学存在着这些局限，引发了清初朴学思潮。他们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对儒学做出再整理。他们十分重视儒家经典的研究，喜欢做扎扎实实、朴实无华的学问，故而后人把他们的儒学思想称为朴学。他们擅长考据，促使考据学在清代有了长足的发展，故而又称他们的儒学思想为考据之学。清初儒学家承接着汉代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的传统，所以又称他们的儒学思想为“新汉学”。

　　汉字

汉字不仅在中国地区中存在，也被日本等汉文化圈国家使用，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汉字是在图形符号的简化过程中形成的。在山东省泰安市发现“大汶口陶符”距今约6000年[32]，已是汉字诞生的雏形，比殷墟甲骨文要早2000多年。虽然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夏朝刻符是否为文字存在争议，但很多人相信夏朝的文字比商朝成熟。[33]商朝的殷墟出土的动物甲骨上的甲骨文为所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同时青铜器上的钟鼎文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先秦的文字颇不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将汉字发展分化，到秦朝改大篆为小篆。小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形声会意字出现，让文字记载更为准确精密。小篆笔画以曲线为主，后来逐步变得直线特征较多、更容易书写。到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体。隶书的出现是汉字的一大进步，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人们书写方式有隶书、楷书、宋书、行书等等。由于现代中国大陆进行汉字简化运动及改革，如今的华人社会里存在正体中文（俗称繁体字）和简化汉字（俗称简体字）两种主要书写体系。

　　汉语包括标准国语和各方言体系：官话、平话、湘语、吴语、粤语、赣语、客家话、闽语（包括闽南语、闽北语、闽中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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